戰略和心理戰略的調整在杜魯門政府時期，國家安全政策強調蘇聯的軍事威脅迫在眉睫，NSC68、NSC135/3、NSC141文件都反映出這一點。如1950年，NSC68 文件的戰略計劃書稱：“現今對自由製度的進攻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在目前權力兩極化的情況下，自由製度在任何地方的失敗都是全局的失敗。”（注：FRUS 1950， Vol。 I， p240.）
艾森豪威爾繼任總統時，歐洲政治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盟國的經濟大都恢複到戰前水平，政治局勢趨於穩定，西歐國家要求聯合的呼聲日益加強。此時，蘇聯的核力量和運載工具的發展已經減弱了美國的核威懾水平，歐洲的核心問題不再是經濟複興，而是美國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如何遏製蘇聯的核恐怖，以及美國重新部署海外駐軍對美歐關係的影響。
艾森豪威爾認為，美國在對蘇聯的戰爭中已經喪失主動權，這一切都因為杜魯門政府的國家基本安全政策混亂不一致，必須製定一項新的國家安全政策。根據艾森豪威爾的安全觀，一個戰略家必須意識到國家是一個廣泛的利益概念，既包括普通軍事意義上的國家安全，還應該包括健康的經濟、美國的價值觀和民主製度。因此從1953年7月30日起，國家安全委員會著手製定新的國家安全政策，10月30日，新的國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NSC1162/2文件由艾森豪威爾簽署通過。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蘇聯威脅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件認為，蘇聯的威脅將轉向局部侵略、政治戰、核對峙，因為雙方都達到了核彈充足和運載工具的充足，每一方都有沉重打擊對方的能力，但不可能阻止大規模的報複，這將產生一種僵持，沒有一方願意先發製人，因此，蘇聯將轉向“邊緣地區”的爭奪，尤其是用“分裂和顛覆活動”來“削弱自由世界聯盟及其抵抗蘇聯力量的信心”。文件認為，蘇聯似乎不可能在當前估計的時間內（到1954年）有意對美國發動一場全麵戰爭。一場全麵戰爭中蘇聯不確定的勝利前景將會使這一過程變得不可能。在不發動全麵戰爭的情況下，將會出現一個較長的緊張時期，在這期間，每一方將提高其軍備，實現核充足，尋求提高其相對實力地位。因此，美國的長期目標是對付蘇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避免嚴重削弱美國經濟或者削弱美國的基本價值觀和基本製度；防止蘇聯侵略和繼續統治其他國家，並在適當保證的條件下建立有效的軍備控製。此外，美國應該盡可能采取政治、經濟、宣傳和隱蔽措施給蘇聯製造麻煩。（注：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US 1952-1954， Vol。 II， p581， 590.）
艾森豪威爾政府製定了新的國家安全目標，提出了“大平衡”理論和大規模報複戰略；關注海外駐軍的部署；重視大陸防禦；將盟國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談判策略；地區中心主義將被引入國家安全行動方針中。
重新部署海外駐軍是艾森豪威爾軍事戰略的一個主要側麵。在NSC162的討論過程中，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都認為，必須謹慎對待重新部署軍隊的問題，否則美國與歐洲的聯盟就有可能瓦解。而美國的意圖一透露出去，便引起了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驚慌，杜勒斯不得不一再地安慰阿登納美國不會從德國撤軍，艾森豪威爾也表示美國從來沒有考慮過要從北約國家撤軍。但是，美國認識到“當前支持我們義務的軍隊部署過於龐大，因此，剝奪了我們未來防衛自由世界軍事行動的機動性和主動性”。然而，“當前條件下美國兵力從歐洲和遠東的任何重大收縮都將被視為美國在這些地區防禦利益的削弱，將嚴重損害聯盟的力量和團結。”（注：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165th Meeting of NSC， FRUS 1952-1954， Vol。 II， p527.）
“大平衡”理論的另一體現是美國更加重視盟國在美國國家安全中的地位。艾森豪威爾依靠盟國和地區性的同盟組織，進行國際戰略分工，共同承擔防衛責任。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承擔了太多的義務，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單獨任何一個國家——即使像我們這樣強大的國家——都不能夠單獨保衛所有外部受到共產黨侵略和內部受到顛覆威脅的國家的自由。共同安全就是有效的相互合作。”（注：梅孜：《美國總統國情谘文選編》，時事出版社， 1994年，p154-155， 轉引自郭培清。）“如果沒有盟國的支持，即使付出再高的代價也不能滿足防務的需要，美國的盟國對於美國本身的自由和安全有直接的重要的貢獻”。新的聯盟政策要求：應使美國的盟國真正相信，美國的安全戰略是一種集體安全戰略，聯合必須植根於強烈的共同利益感，並堅信美國領導的穩定性和明智性；各盟國必須與美國共同努力，平等貢獻，這對於建設同盟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以及鞏固西方社會的穩定仍然是必要的。（注：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RUS 1952-1954， Vol。 II， p583-584， 592.）
地區主義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另外一個方麵。“大平衡”理論要求以美國的最大安全為基礎，對對外經濟援助加以限製，鼓勵盟國承擔更多的防務義務，提供地麵部隊應付蘇聯的局部侵略。艾森豪威爾政府認為，隨著全麵戰爭爆發的危險性降低，蘇聯在邊緣地區的侵略上升了，對付局部侵略的地麵部隊應主要由盟國提供，“聯合起來的統一體在地區防禦中承擔一定義務，對於保護自由世界，反對共產主義侵略，實現美國的國家安全目標同樣重要”（注：郭培清：“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國家基本安全政策研究”，崔丕主編《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史探微》，中華書局，2002年。）。
1954年10月，美國又製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稱為“新麵貌”戰略，主要內容是美國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對蘇聯形成有效的威懾，保護和發展核打擊力量，另外還包括心理戰。 盡管國家安全戰略作出了調整，心理戰略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但是西歐仍然是美國安全目標的重點。在新的心理戰略中，艾森豪威爾首先對宣傳戰略作出了調整。
新麵貌戰略區分了公開的和隱蔽的宣傳戰略。公開的宣傳戰略公開承認受美國政府支持，這包括美國之音、電影、電視節目以及日常的新聞、特別報道、新聞發布會、新聞公報等。艾森豪威爾堅持認為所有的官方材料都要摒棄反共語調，相反，要采取一種實事求是的積極的客觀的語調。結果，美國之音的語調聽起來越來越中立了。隱蔽的宣傳活動則沒有類似的限製，除了反共以外，隱蔽的宣傳也傳播一些積極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利用了獨立的新聞媒體、非政府組織以及私人來進行宣傳，因為心理戰專家們相信這些渠道要比直接依靠美國政府的公開宣傳更可信（注：RG 306，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boxes 1-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NA)；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 511 series， NA。）。
美國的心理戰專家將宣傳分為三種，白色，灰色和黑色。白色宣傳指官方宣傳，這種宣傳承認美國政府是其來源；黑色宣傳指隱蔽的、顛覆性的宣傳，這種宣傳通常被設計得好像源於某個共產主義國家，以便損害那個國家的聲譽，削弱其可信度。灰色宣傳介於白色和黑色宣傳之間，這種宣傳被設計得好像既不是來自美國，也不是來自其敵人，而是來自某個非官方的機構。灰色宣傳的目的是宣傳符合美國利益的觀點，但是卻通過比較隱蔽的方式使目標人群能夠接受這種宣傳。（注：OCB， Principles to Assure the Coordination of Gray Activities， May 18， 1954， DDRS。）
在艾森豪威爾的堅持下，美國的大部分宣傳開始向灰色和黑色轉變。艾森豪威爾認為，“大量的這種類型的東西應該通過在娛樂、戲劇、音樂等領域的私人機構來進行，另外一部分應該通過與一些國家的雜誌、報紙以及出版商的秘密協商來進行。在我看來，整個灰色和黑色宣傳都必須仔細地與官方的言論分開。”他認為，在公開和秘密活動之間不應該存在真正的或者明顯的聯係。（注：Eisenhower to William Benton， May 1， 1953， Ann Whitman File， Eisenhower Diary Series， box 3， December 1952-July 1953(3)， EL。）正如1959年艾森豪威爾指示美國新聞署的署長喬治·艾倫（George Allen）所說， 美國的宣傳必須“滲透到當地的電台，要由非美國人來進行”，以便更好地達到美國自己的目的。（注：Memcon， Eisenhower and George Allen， March 23， 1959， Ann Whitman File， Eisenhower Diary Series， box 40， Staff Notes， March 23， 1959， 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