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繪畫藝術、戲劇、書籍、報告會和展覽之外，美國的宣傳家們還發現音樂在德美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早在1850—1918年間，德國的嚴肅音樂就已經占領了美國音樂界，大批德國音樂家、作曲家和演奏家來到美國旅行、舉辦音樂會，甚至定居，從而將管弦樂和交響樂帶給美國觀眾，並且幫助美國成立了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交響樂隊和音樂學校，以至於到了19世紀末，在美國音樂甚至成了德國的同義詞。（注：Abram Chasins， Leopold Stokowsk。 A Profile。 New York： Abradale Press/Henry N。 Abrams， 1983.）
德國音樂家們在美國取得的成就在兩國之間搭建了一座情感的橋梁，曆經了兩次世界大戰仍然曆久彌新。到了冷戰期間，兩國之間的這些文化紐帶和活動突然之間帶上了政治色彩，被利用到政策製定過程當中。美國製定和進行了一係列文化項目，包括文化交流、貿易公約和演奏會以及藝術家互訪等，目的是向世界各國和德國證明美國人和德國人對音樂有著共同的執著。學生、藝術家和商人們開始頻繁交往，在追求自己的目標的同時也成了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的一部分。需要去國外留學的學生可以申請富布賴特交流項目，而藝術家則利用美國為意識形態之戰而提供的基金，表演藝術家們則可以申請政府基金去國外為外國觀眾演奏。
美國存在的種族問題是蘇聯可資利用的一個大題目，這個問題使許多歐洲人懷疑美國是否能真正實現它將給世界帶來民主的許諾。由此推斷，把非洲裔的美國人出口到歐洲，讓他們在那裏演出，可以化解這種具有破壞性的看法。1947年3月，美國軍事占領政府的一份報告透漏了“讓美國頂級黑人歌唱家到德國舉行音樂會”的計劃，推銷美國黑人藝術家成為美國冷戰鬥士們的緊急首要任務（注：〔英〕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著，《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6頁。）。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大批的黑人音樂家則應邀或者通過其他途徑來到德國，向德國觀眾展現自己的音樂成就，以化解歐洲人對美國黑人人權狀況持有的誤解。
在眾多的藝術家當中，鋼琴家凡·克裏本（Van Cliburn） 的成就可謂首屈一指。1958年4月，23歲的克裏本來到莫斯科演奏，在蘇聯一夜成名。受到了赫魯曉夫的歡迎，回國後又受到了同胞的高度讚揚。因為在爭奪歐洲人的這場地緣政治之戰中，克裏本向世界證明，美國人也可以和歐洲藝術家一樣出色地演奏古典音樂，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表演向世界證明了美國人對高雅文化的尊敬和掌握，而這正是德國人所懷疑的，也是蘇聯的宣傳中大做文章的話題。
克裏本的成功鼓勵了政策製定者們進一步利用高雅文化來贏得德國和西歐民眾的同情。1959年，艾森豪威爾派紐約愛樂團去歐洲演出，想要向歐洲人證明，美國和歐洲的文化是相容的。為了反擊蘇聯提出的美國沒有高雅文化，以及歐洲人對美國文化的懷疑和鄙視，美國進行了一係列的高雅文化的交流活動。
為了在美國和德國之間架起一座音樂橋梁，美國之音也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新聞和評論節目之外，美國之音將大量精力投入到音樂節目的製作和播放當中，因為其官員意識到，沒有聽眾願意無休止地收聽新聞和評論節目，因此音樂節目便成了宣傳美國的一個重要途徑。
由於很多歐洲人指責美國音樂是膚淺的、嘈雜的，認為美國沒有高雅音樂，因此美國之音的音樂節目便是要告訴歐洲，尤其是德國聽眾，美國不僅僅有流行音樂，也有高雅音樂。美國之音製作了各種音樂風格的節目以迎合不同教育背景和欣賞水平的聽眾。通常，1/3的節目關於嚴肅音樂，1/3的半經典音樂，另外1/3是流行音樂，如當時的當紅明星Bing Crosby， Jo Stafford等的作品，但無論是哪種音樂風格，美國之音都要保證這些作品的質量是一流的。
在這些音樂節目中，通常會包括一些表現美國生活或曆史的歌曲、音樂喜劇或音樂劇，但是這些作品都經過很慎重的考慮，不會使聽眾覺得美國是在說教或是宣傳。一些歌曲表達了美國農民在自己的田地裏工作時的幸福之情，還有一些表達了礦工生活的艱辛。此外，美國之音的節目還致力於宣傳音樂在美國生活中的重要性，這些節目宣稱音樂已經滲透到美國普通人的生活中，即使是邊遠地區的小社區的人們對音樂也鍾愛有加；年輕人可以在學校中接受音樂教育，學習演奏樂器、聲樂課程，還可以在樂隊中演奏，在各種各樣的合唱團中演唱，並且接受音樂理論和賞析方麵的教育（注：Cedric Larson， “MusicA Medium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為了引起歐洲聽眾的共鳴，美國之音的音樂節目告訴聽眾們賓夕法尼亞的荷蘭社區仍然在唱著他們的祖先二三百年前帶到美洲來的民歌，而這些歌曲現在已經成了珍貴的記憶，已經成了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在威斯康辛和明尼蘇達，斯堪的納維亞民間音樂仍然在流行；而在路易斯安那，法國民間音樂還在被人們傳唱；此外在靠近墨西哥以及加利福尼亞州，西班牙音樂仍然流行。這一切都表明，這些音樂活動依然存在就是在一個民主的生活方式中自由思考和靈感的明證。此外，這些音樂節目還向歐洲證明美國除了紐約愛樂樂團、費城和波士頓交響樂團之外，還有大批傑出的民間專業音樂家、管弦樂團和音樂組織，其中一些堪與世界上一流的樂團媲美。
除了廣播節目以外，1951—1952年間，美國還舉行了美國城市與相應的歐洲城市之間的“音樂巡禮”活動，這些城市的管弦樂團互相進行巡演。例如，休斯敦交響樂團1952年2月29日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舉行了稱為“土耳其之夜”的音樂會，後來類似的音樂交流又在明尼阿波利斯與佛羅倫薩、肯薩斯和斯特拉斯堡、丹佛和哥本哈根、布法羅和盧森堡相繼進行。報紙大量報道這些音樂盛事，並開辟專欄介紹出生在那個國家或城市的音樂家的事跡和成就。
除了這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之外，美國駐德國最高專員（ US High Commissioner for Germany）也進行了一係列的人員交流以便重新教育德國青年，使其擺脫納粹遺毒，接受民主思想的熏陶。
美國駐德國最高專員在德國總體的目標就是幫助德國成為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使德國公民能夠與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起保衛自由和和平，反對“獨裁主義的侵略”，保衛自由世界（注：The HICOG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 in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Casebook， p327.）。在經曆了13年的納粹統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德國又被四個大國占領。在這期間，德國大多數人已經忘記了民主的生活方式，關於民主的基本理念也已經被摧毀，尤其是在青年人當中，青年們已經不知道人類的尊嚴和自由為何物，而且對於他國人民和文化的尊重也被極度擴張的民族主義所取代。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駐德國最高專員組織了人員交流項目，大約6000多人先後訪問了美國，500多名教師及其他人員訪問了周圍的歐洲民主國家。這些人員交流目的是幫助德國人建立民主的生活方式，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自由人民的一員，最終使自己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員。
這種人員交流對德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麵麵產生了巨大的心理戰效果，這些人開始用民主的方式思考問題，開始摒棄長期以來納粹統治強加在其身上的納粹式的思維方式。在訪問結束之後，這些人員回到德國，開始將自己在美國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思維方式運用到日常生活當中，並開始影響周圍的人。而普通的德國人更容易相信去過美國、在那裏學習過、觀察過的鄰居所說的話，而不願意相信一個外國發言人的言論。這正是美國官員想看到的。在普福爾茨海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西南部城市） 的官員舉辦了一個公開論壇，邀請了去美國訪問學習過的六位居民向幾百名聽眾介紹他們在美國的生活和學習經曆，並現場回答聽眾的問題，糾正聽眾對於美國的誤解。
在這些去美國訪問的德國人當中，有一半是德國公共和社會生活中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其中包括聯邦、州以及基層的政府官員、工會領導人、記者、廣播電台的專家、出版商、法官和律師、醫生和護士、社會工作者、農業和國內經濟專家、青年組織、宗教和婦女團體的領導人員。這些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影響力的人士回國後通常通過種種方式將自己在美國的經曆告訴周圍的人，包括演講、寫文章等等。
此外，這些人員交流還有助於打破長期以來禁錮德國的民族主義思維，在提倡國際主義的團體活動中，那些交流回國人員是最活躍的，一些人開始討論“歐洲聯盟”的問題，還有一些青年人開始研究國際事務，並開始組織人員的雙向交流。這些人員交流使新的理念和實踐接觸到了政府部門、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麵，促使德國人開始重新適應，重新組織自己的社會和政治體製。
總之，在杜魯門政府時期，美國在西歐進行了大量的心理戰活動，上述這些活動隻是這些心理戰活動中的一小部分，由於美國與西歐的特殊而微妙的關係，許多相關的政府文件現在並未解密，因此難以係統地了解美國在西歐進行的心理戰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的取得了顯著成效，而有的則收效甚微，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活動為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在西歐進行的心理戰活動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也使艾森豪威爾政府逐漸將心理戰推廣和應用到了極致。
§§第三章 艾森豪威爾政府對心理戰略計劃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