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道光年間，我的高祖由畢節西裏新屯遷來當時叫“大定府仁裏二甲新寨”居住。曾祖於清嘉慶年間生於新寨付家墳。我幼年時曾見過祖父、祖母。祖父有一定文化，擔任公務，秉公正直，重視培育人才，多次設置私塾，聘老師教育青年子弟。祖母勤儉持家，熱愛孫輩。八十壽辰，親友送壽匾祝壽，適逢朱昌趕場，抬匾遊街，隨行武裝數十名，喇叭、鞭炮齊響，群眾注目觀望。設席招待三天，可謂盛況空前。
祖父、祖母去世，先後“做道場超渡”，請道士和幫忙者數十人，敲鑼打鼓，燈燭香煙，日夜不停，起落十多天，錢紙堆積如山，紙人紙馬，一火而焚，人力、物力、財力作無謂浪費。這種迷信活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落後，群眾愚昧無知。
我父親略識文化，分家時隻有三母坡土，過春節都吃粗糧。由於立誌擺脫貧困，實行坡改梯、土變田，終歲勤勞，夜以繼日地從事農業操作，節衣縮食積累資金，逐租、買田地，家境日漸寬裕。極盛時期年收糧食達兩百多石（一石400斤）。到了民國30年法幣取代了銀元，不斷貶值後，賣一隻雞的錢可取回一頭牛價租出的土地。我家三分之一的田地是租業，全被取出化為水了。到解放時已呈平衡狀態。可是在畢節窮苦地區，仍被劃成地主，成為革命對象。
在舊社會我鄉遍地栽**，吸煙成風。原是官宦之家，吸了**，頃家蕩產者不乏其人。我家世代不吸煙，父親連葉煙都不吸，注重增收節支，這是致富原因之一。老人家秉性豪爽，剛正不阿，常和當官的據理力爭，嫉惡如仇。一向賞識有才能有技藝的人，常對我們說：“三代為官，不敢輕師慢匠”。輕蔑不學無術、好吃懶做，不務正業的浪子。經常教育我們：“要遵照忠孝傳家，跟讀為本”的家訓，重視培養人才。聘宋小凡先生任教私塾，熱心公益事業，大力資助修建宗祠，使族人不忘祖先“孝義”的優良傳統，增強有理有法的作風；隨時雇人修橋補路、方便行人；組織購買槍彈團結自工，我村從未遭土匪搶劫；凡有失火人家，房屋化為灰燼，立即送飯送糧。我母善於操持家務，教育子女，協助父親興家立業，堪稱典範。
我有姐、兄、弟共六人：二姐在易家，有四個孩子，1939年5月去世，享年36歲。三姐在葛家，不到兩年就去世了，享年20歲。幺姐在黃家，生兩個孩子，先後夭亡，1937年她也去去世，享年27歲。五哥有子女二人，1940年辭世，享年28歲。鈺清弟1944年逝世，享年22歲。他（她）們風華正茂，就與世長辭，主要原因是舊中國貧窮落後，缺醫少藥，一般病都不能治療，許多人尤其是兒童，大多死於非命。這些親人先後死別，兩個老人是何等悲憫可想而知。
我父母是勤儉持家，勞動教育，家境由困苦逐漸寬裕，姐姐們的生活簡單可以想象。五哥大我七歲，幺弟小我三歲，都小於三個姐姐。父母對我們的疼愛、喜歡，屬正常現象。家庭也逐年富起來，所以我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時期，生活水平相對是比較如意的。
當時的農村，迷信活動很頻繁，我家也請過道士“念黃經”、“還錢”……等，並多次觀看過這類場合，學會哼一些道士們唱“神歌”的腔調，領一些小夥伴，敲擊銅盆、鍋、碗，按“神歌”曲調亂唱一通。五哥教我和幺弟唱會有簡譜的新歌：“燕兒飛”，“太陽下山了”，“蘇武放羊”……等。父親不時叫我倆合唱給他和客人欣賞。每年春季鄉裏總有一家領頭當“醮主”舉辦“打清醮”，“跳二郎”，那天全鄉男女老少都去看鬧熱。父親帶我去過大寨趙家，發嘎寨孫家，爛壩羅家，水碧灘祝家看“下二郎”。每年陰曆二月初二日朱昌“辦抬閣”（迎神賽會）也是人山人海。還到過沙壩三姐家看“慶炫”。這些玩意是我在兒童時代最感興趣的。
夏季有時和小夥伴到河裏洗澡，有時隨大人用背簍打漁。冬天愛同一些放牛的青少年到甘家溏，黃狗蹍窩，沈家樹林等地烤材火，炸包穀花吃。那時這些地方全是灌木、野草、荒山，早晚常有豺狼出現，各種鳥類飛鳴棲息，四季分明，生機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