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與微觀研究相對待的宏觀研究
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作為兩種相區別的科學研究方法，適用於自然科學，也適用於社會科學。當然，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在社會科學領域裏使用“宏觀”“微觀”的概念，已經同在自然科學領域裏使用它們，含義上有了明顯變化。
應當說自從曆史學在人類曆史上出現，宏觀的曆史研究和微觀的曆史也就存在了；隻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曆史學家們並沒有把它們作為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區別開來，提煉出來罷了。
曆史事實是曆史學的基礎。一部曆史著作，不管其規模何等閎闊，即使是彙通古今中外的世界通史巨著，也隻有在具體的可靠的史料的基礎上，才能構築成功。曆史的真實性，無疑是任何史學著作的第一價值尺度。從這個角度看，一切以忠於曆史事實為原則的曆史研究工作，都離不開微觀的曆史研究方法，都需要去研究曆史上存在的具體的個別的人、事、地、物，或者說，都必須從小的角度去觀察與考索曆史的局部、細部。對於曆史的局部、細部考察的愈加細致、周全、準確，自然對於從整體上正確認識由這些局部、細部構成的曆史大廈，就愈有保證。如果細節俱錯，大局的真實性當然也就無從談起了。
但是，人類曆史繁複紛紜，研究者是無法把它窮盡的。即使一人一事或一歲一月之史，人們也沒有可能窮其細節，具其始末，何況曆史學的任務也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隻是細大不捐地記錄曆史事實呢。古今一切有成就的曆史學者，總是抱著比記事更高的大目標去治史的。這種目標，當然有各種各樣，有的荒誕錯謬，有的包含著真理的顆粒，有的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有它的合理性或進步性。但是不管其間差異多麼大，還是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一條共性的軌跡，這就是：可以而且必須從大的角度，亦即從相對的整體意義上，去考察曆史的內在聯係，以尋覓寓於曆史事實之中、隱於曆史現象背後的更深一層的曆史的本質。這種考察，就是從事宏觀的曆史研究。司馬遷明白表示，他研究曆史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且不論“究天人之際”能否成為著述曆史的目的，僅就“通古今之變”而言，也可以明白看出，《史記》之作的眼光，確非隻停留在記錄和整理具體史實和個別事件上，而是試圖從宏觀上去觀察曆史，探討古今變化之道。“通古今”，當然眼光便需放開，更不必說“究天人”了。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的意圖，確乎如梁啟超所說，是為了編一部“皇帝教科書”。按照今天的價值標準來看，這種治史目的無疑是不足取的。但是也可以說，正是這種為統治者總結統治經驗的目的，推動著司馬光以繼承《春秋》為己任，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曆史演變中上下求索，縱觀中國政治史上的成敗得失，終於才寫成這部取精用宏、貫穿古今的巨著。
中國曆史學的典籍可以證明，優秀的古代曆史學家一直是采用著微觀和宏觀兩種不同的曆史研究方法的；隻不過他們是把兩種研究方法混同在一起使用，長期沒有使之形成相對獨立的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甚至連兩種方法間存在著差異、構成矛盾的情況也無所察覺。劉知幾曾經論及搜求記載史實與編纂曆史著作的關係，他說：“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可以看出，劉知幾從曆史著述形成的程序上，認識到記錄史實與從事著作的前後不同，各有側重，並且認識到二者是“相須相成”，但是顯然他隻是把二者作為治史的兩道工序來看，並未認清治史的全過程中存在著兩種相異而又相須的研究方法。
宏觀曆史研究與微觀曆史研究，形成兩種不同的、相對分離的獨立的研究方法，乃至由此而逐步形成兩種不同的學科分支。這是曆史學經過長期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會出現的局麵。在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史上，大概可以說，隻是到了清代乾嘉年間，才呈現出微觀曆史研究方法比較充分發展的局麵。這時候，以經學為主要研究課題的考據學派大興，這股潮流兼而波及史學。反對空談性理，提倡“無征不信”的考據方法，也就成了研究學問的主要方法。把治經的考證方法移來治史，考證史跡，鉤沉輯佚，訂偽辨謬，成為當時曆史學界的風尚。到了這時候，以考據為基本方法的微觀曆史研究，才在中國史學史上取得了獨立地位，並且被奉為治史的正宗。與此相適應，訓詁、名物、典章、製度、金，石、校勘等等，也一並發展起來，儼然形成一個獨立學科。胡適把乾嘉學派的考證法，說成是惟一科學的方法，當然是過分之詞。但是，乾嘉學者們能夠給予微觀曆史研究以足夠的尊重，使它登上學術的大雅之堂，力求通過詳盡無遺、顛撲不破的考據來驗證曆史史料，把曆史學從充斥荒謬神秘的狀態逐步移到比較可靠的史實的基礎上，力圖使之成為信史，這無疑是曆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應當承認，乾嘉學者們以考證為特征的曆史研究法，不僅在學術史上起過積極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也還有著值得吸取的價值。
至於說到宏觀曆史研究，截止到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傳入之前，在中國的史學史上是沒有得到過充分發展的。不少學者對於古今大勢，發過議論，作過揣度，其間也不乏精彩的見解，可惜都簡約得很，構不成係統的具備理論形態的曆史方法論。大家如劉知幾、章學誠輩，也沒有能夠建立起較為係統的從宏觀上研究曆史的學說來。北宋邵雍曾經按照他所創製的象數學，推演出一套“元、會、世、運”的曆史哲學，企圖說明曆史遵循其內在的必然律周而複始地循環，但是由於它蒙上了過於濃重的神秘色彩，在曆史學界也影響甚微。清末民初，進化論傳來，一時在先進知識分子中掀起了波濤，人們獲得了這樣一種嶄新的曆史觀，拿它來觀察國家民族的命運。進化論的輸入，對於中國曆史理論的革新，起了很積極的作用，不過限於當時條件，也未能在中國形成發達的宏觀曆史研究的學風。況且，把解釋自然界生物史的學說，生硬地套用於人類社會的曆史，自然會引申出一係列荒唐結論，陷入曲解曆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錯誤。
從傳統上看，在中國曆史學的學術史上，宏觀曆史研究雖然不夠發達，但是對於微觀曆史研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有些曆史學家卻早就有所察覺。例如，乾嘉之學全盛的時候，章學誠就已經看出囿於考據的治學方法產生的弊端，並屢加詬病。
沒有疑問，微觀曆史研究對於研究曆史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把它當作研究曆史的不二法門，那就會鑄成錯誤。具體來說，第一，由於隻是把個別的曆史事件和情節，作為研究的對象，那麼這種研究對象的選擇、研究課題的確定，便往往難以考辨其輕重緩急。瑣細冷僻、無關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可以竭研究者的精思，重大曆史問題卻往往被置諸腦後。從曆史學的整體發展需要看，無疑應有一批研究各種具體問題、乃至研究各種常人不注意的偏僻問題的專門家。他們的勞作是理應受到重視和尊敬的。不過，如果整個曆史學界都走上此途，曆史學所應承擔的使命便不能不輕重倒置了。第二，對於個別對象的考察來說，如果隻是孤立地進行，而不從更大範圍裏觀察它，不從它自身的發展以及它和周圍世界的聯係上觀察它，那麼對於個別對象也無法取得真正科學的認識。管中窺豹，其實是連豹的一斑也不能真正認識的。第三，曆史全局不等於它所包含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簡單總和，因此即使對於個別曆史現象無一遺漏地做了細心考察，也不等於認識了曆史全局，正像把每棵樹都分別一一進行了考察，並不能說就從整體上認識了由這些樹所組成的整個森林。
就具體的某些曆史學家的研究項目來說，或者就某些具體的曆史學研究項目來說，在特定的目標下，相對地離開宏觀角度而去進行微觀考察，不僅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應該說這是曆史學必要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加分析地對主要采取微觀方法的曆史研究工作一概鄙薄，妄加譏誚，那是很錯誤的。但是如果反過來，隻把這種微觀的曆史研究當成惟一的真學問，排斥宏觀的曆史研究，那麼這種微觀的曆史研究也可以走向反麵，變成認識曆史全貌和內在聯係的障礙。章學誠有一段很精彩的議論，他說：“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雖然他沿用劉知幾“獨斷之學”的提法並不足為訓，“高明”“沈潛”的分類也不科學。
想要認識曆史的內在聯係，就必須從大角度對曆史進行全局的整體的宏觀考察。當然曆史是多層次的，所謂全局、整體，隻能是相對意義上的。整個人類史固然可以看作全局、整體，某一國家的曆史、某一斷代的曆史、某一時期中社會某個側麵的或某個組成部分的曆史（如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之類），以至某一重大曆史事件，同樣可以作為全局、整體看待。但是，不管考察對象所涉時間空間跨度的大小，隻要考察的目的在於發掘曆史的內在聯係，就必須把視野放開，縱觀全局，而略去一些無關的細節。略其所當略，才能詳其所當詳；輕其所當輕，才能重其所當重。比如考察某一時代某一城市的經濟興衰史，當然離不開對該城市各經濟個體（店鋪廠坊之類）實際狀況的考察。但是要研究明白該城市經濟興衰的曆史全貌，絕不是把它所轄的經濟個體的材料搜求齊全便可做到。這裏的道理是很顯然的：第一，搜集史料，沒有疑問應該務求詳盡，但是不可能把這一原則絕對化起來，以為一定要把一個城市某時期全部經濟個體的狀況巨細不遺、搜羅齊備，然後才能研究該城市該時期的經濟史。試想，調查現實社會經濟問題都不可能也不必要窮盡一切細枝末節，更何況是去研究年代久遠的曆史狀況呢？第二，為了研究某一城市某一時期經濟的興衰，搜集經濟個體的資料當然是必須的，但是個體的資料有無典型性還須具體分析。必須承認有些個體的狀況可以說明整體的狀況，而有些個體的狀況則不足以說明整體狀況。一家店鋪的興隆或倒閉，並不一定能夠說明或標誌出一個城市的經濟動向。正像微觀經濟效果和宏觀經濟效果有時會恰相背離那樣，曆史上某經濟個體的興衰，完全可能與經濟整體的興衰並不一致。第三，一個城市的經濟興衰，尚須作通局考察，不僅要聯係該城市的當時的和曆史的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狀況，而且還要把該城市的狀況放置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中，考察與它的經濟興衰有關的各種經濟聯係和其他的諸種聯係，這當然不是僅靠搜求它所包括的經濟個體的資料所能代替的。由此可見，隻有立足於豐富可靠的史實基礎上，又自覺地舍棄一些無關的曆史細節，才可能從宏觀的角度觀察曆史，透過繁複的曆史現象認識曆史的本質，揭示曆史的固有規律。區別於主觀臆說的、科學的宏觀曆史研究，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研究方法，乃至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學科分支，得以存在，得到承認，這是曆史學發展上的一大進步。沒有宏觀的曆史研究，便不可能有現代的曆史科學。
探索曆史固有規律的過程，乃是一個在曆史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概括的過程、科學抽象的過程，也就是對曆史進行宏觀考察的過程。所以應當說，宏觀的曆史研究，既是依賴於微觀研究的成果，但又有著微觀曆史研究所無法取代的特殊職能。也就是說，相對地離開微觀角度而去對曆史進行宏觀考察，同樣不僅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是曆史學發展所必需的。況且，正如前麵所說，高水平的微觀曆史研究，或者說對微觀曆史研究的高要求，嚴格說來也是離不開宏觀的曆史研究的。瞎子摸象，對一頭象固然不可能取得真知，明眼人就一頭象看一頭象，難道就能取得對一頭象的充分認識嗎？事實上，對於任何個體事物，不把它放在更廣闊的範圍裏是無法孤立地觀察清楚的。比如對一頭象，要想真正認識它，那就不僅要作多種距離多種角度的觀察（且不說對它內在的生理結構考察），而且需要把它放到象的群體中、放到動物的群體中、放到生物的總序列中進行多層次的動態觀察。同此道理，對於人類曆史上任何個案的微觀考察，隻有打開壁壘，置諸更閎闊的視野中，借宏觀考察之助，才能取得更準確更深刻的研究效果。
正因為是一種配合的互助的關係，所以宏觀曆史研究和微觀曆史研究應當構成統一的曆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並各自保持其相對的獨立性。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宏微之異，是曆史學者形成一種學術分工的客觀依據之一。成果既然可以互相利用，研究也就可以各有所側重，各有職守，不必包攬一切，去幹那些事倍功半的低效勞動。在曆史學發展到現代的條件下，不必要求一切從事微觀曆史研究的曆史學家用同樣的精力去進行宏觀曆史研究，也不必要求一切從事宏觀研究的曆史學家用同樣的精力去進行微觀曆史研究。一切都自己動手，好像是很值得稱讚的，其實恰恰是落後的手工業方式。愈來愈借助於合理分工和成果的互相利用，是現代科學發展的不可抗拒的大勢和優勢。反對“史人”相輕，既承認從事微觀曆史研究的學者的勞動價值，又承認從事宏觀曆史研究的學者的勞動價值，進而承認二者相互促進的勞動價值，那麼大概可以期望獲得“融宏微於一體”的重大的曆史科學的成果了。
宏觀曆史研究，當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要通過多種具體的科學方法來進行的。例如曆史比較研究法，就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或者通過對於不同時期的曆史的比較研究以求常求變，或者通過對於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曆史的比較研究以求同求異，這樣才可以從宏觀上認識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如果不從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曆史間求常求同，發現和把握曆史的一般規律，那麼人類曆史便成為無共同規律可循的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積。如果不從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曆史間求變求異，發現和把握曆史的特殊規律，那麼人類曆史便成為沒有血肉沒有豐富內容的幹癟的哲學教科書。
從宏觀的角度進行曆史比較研究，是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所經常使用的重要方法。馬克思主義者，把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同時期的曆史進行比較研究，是通過關於曆史發展的階段性的分析，從宏觀上把握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方法。例如，對於人類曆史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略去若幹過渡性的階段，無疑可分作三個大階段：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即階級產生以前的無階級社會）、階級社會、高級的無階級社會（即階級消滅以後的無階級社會）。人類曆史呈現出這種最為顯著的階段性，正是以不同曆史階段間巨大的差異表明人類社會沿著怎樣一條軌道螺旋式地前進。然而異中又可求同，可以從這迥異的三大曆史階段的比較研究中認識到它們存在著共同的、亦即人類曆史的一般發展規律。它們的社會麵貌固然如此懸殊，然而所以會形成這樣不同的社會麵貌，歸根結底，又各自取決於各該曆史階段上生產關係的狀況和性質；而生產關係的狀況和性質，歸根結底，又為各該曆史階段上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所決定。由此可見，生產關係的性質歸根結底取決於生產力發展程度的規律，是上述時敘相聯的三個曆史階段上共存的、亦即始終存在於人類曆史全過程的一般規律。同時，對於不同的曆史時期進行宏觀的比較研究，又使人們可以從同中求異。上述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在曆史發展的不同階段上，又分別寓於不同的形態之中。在無階級社會裏和在階級社會裏，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性質這一一般規律，是以特殊的形態表現出來的，或者說，它分別表現為特殊規律。眾所周知，在階級社會裏，生產關係必須與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應的規律，往往通過或者說主要通過階級鬥爭表現出來，而這一特殊形態或特殊規律，在無階級的曆史階段上當然不會存在。從宏觀角度考察這種特定曆史階段上的特殊規律，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麵，隻有通過對這種特殊規律的科學考察，才可能獲得對於一般曆史規律的正確認識。特殊規律的存在，不是一般規律的否定，而是從曆史階段的嬗變中證實著一般規律的客觀存在。階級鬥爭規律的產生、存在和消亡，不都是證明了，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生產關係的性質非隨之變更不可，這是不顧人們的主觀意願如何的必然性！另一方麵，考察特定曆史階段上的特殊規律，由於是從宏觀的角度進行的；或者說，由於是把這種特殊規律放置在更大的範圍內，與其他曆史階段聯係起來，加以比較，進行考察的，所以這種考察才可能構成對於這個特定的曆史階段及其固有規律的科學認識。馬克思主義正是通過從宏觀上對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的比較研究，科學地論證了階級社會及其特有的階級鬥爭規律，隻是一種曆史現象，隻是在曆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產生，一定的階段上存在，一定的階段上消亡，而不是存在於人類曆史的一切階段，不是和人類曆史共始終。
曆史既然是多層次的，曆史階段間的比較研究也應當是多層次的。諸如階級社會又可分作幾種社會製度或社會形態，每一社會形態又會因其自身的發展程度的差別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變化而造成段落性。沒有疑問，不論哪個層次上的曆史階段間的比較研究，都是認識曆史發展的必然性以及不同曆史階段間嬗變的因果聯係的重要方法。
至於說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間的曆史比較研究，意義當然也是十分重大的。這種比較研究的基本方法，仍然可以用“異中求同，同中求異”來概括。惟其能於異中見同，惟其能從差異殊甚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曆史中發掘出共同規律，這種規律的客觀性才可以由其普遍性而得到有力證實。揭示這種共同規律的曆史觀，因之也就可以被證明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惟其能於同中見異，惟其能從遵循著共同的曆史規律、有著一致的發展趨勢的地域、民族、國家間的比較考察，分別認識它們各自的曆史特性，豐富多彩的人類曆史才可以得到生動的準確的說明。在進行民主革命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者曾經批駁過一些人所主張的“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論，也反對過革命隊伍內部否認中國國情具有特殊性的教條主義。這些都是政治上的爭論，但是都緊密地聯係到對於中國曆史的認識是否正確這樣一個問題。事實證明，隻有把對於中國曆史和外國曆史進行比較研究，才可能認清中國的曆史和中國的現實國情。嚴格說來，如果不進行地域間、國家間、民族間的曆史比較，要想認識任何地域、國家、民族的曆史的本質，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通過上述分析，大概可以得出一個並不過分的估價：如果不進行曆史比較研究這樣的宏觀考察，曆史學便永遠不能成為科學。可見，宏觀曆史研究在曆史學發展中的重要性是至為明顯的。可以說，一切關於曆史規律性的理論判斷，無不是宏觀曆史研究的結果。
在科學的曆史觀產生之前，各種宏觀的曆史研究，或者陷於神秘荒誕，或者流於主觀武斷，或者隻能對曆史過程的某些側麵達到片斷的合理認識，而對於人類曆史的全局及各種社會形態變化興衰的內在聯係，沒有能力進行科學的宏觀考察。隻有到了近代，當著人類社會經過漫長的發展而具備了對於人類自身的曆史進行科學考察的能力時，社會曆史的固有規律才會被人們揭示出來，科學的曆史觀才得以建立。所以也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乃是對於人類曆史進行科學的宏觀考察的產物，是人類對於自身曆史進行宏觀考察所提出的科學成果。
正是對於人類曆史進行了科學的宏觀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出階級社會隻是人類曆史上一個短暫的曆史階段，它的產生和滅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曆史進行了科學的宏觀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客觀必然性，揭示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曆史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多次強調他們對曆史科學的無比重視，何以宣稱曆史科學是他們所知的惟一科學，從這裏可以大致窺得其原委了。
就曆史科學作為一門學術的發展史而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恰恰又實現了曆史學本身的一場巨變。由於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它的誕生也就係統地提供了指導人們對曆史進行宏觀考察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當然，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並不是曆史研究的終結，而是為研究曆史，尤其是從宏觀上研究人類曆史，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對於人們去認識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曆史現象，去揭示那些尚未被揭示的曆史規律，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曆史研究，是以“一切從曆史實際出發”為前提。實事求是，是微觀曆史研究的準則，也是宏觀曆史研究的準則。馬克思主義對於曆史研究的指導作用，在於指明研究的方向，提供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預為研究過程擬置先驗的結論，強製曆史研究來削足適履。在宏觀的曆史研究中，新發現的曆史事實與原有的某些結論相衝突，是經常發生的事，而這往往就是曆史科學進一步突破性發展的契機。每當這種時候，研究者便應當把注意力放到如何解決新出現的矛盾上，分析產生的原因，尋覓解決的方案，以求用新的研究成果豐富或改正原有的結論。如果閉眼不顧新發現的曆史事實，乃至把根據新事實提出的新問題、新設想、新論斷，一概斥之為對曆史科學的褻瀆，那就必然會扼殺曆史科學的生機。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之所以有力，就在於通過長時期宏觀曆史考察的檢驗，證明了它的基本理論是對於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論斷；同時也在於通過長時期宏觀曆史研究的檢驗，證明了它本身能夠不斷容納一切曆史科學的新成果。從而它才得以避免演化為封閉的僵死的教義，而是隨著曆史科學的每一步發展，新陳代謝，常易常新。
第二節 與順向考察相對待的逆向考察
任何曆史現象都處在普遍聯係當中，所以，“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從來就是研究曆史必須遵循的科學方法。
但是，曆史現象的聯係是多種多樣的，表麵的和內在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本質的和非本質的種種聯係，並不都是一眼可以看穿，輕易可以理清的。正因為這樣，人們在研究比較重大而複雜的曆史問題時，常常反而會忽略某些本質的聯係，陷於管窺蠡測的流弊。因此，就產生了把諸種聯係爬梳歸類，以利掌握的需要。最粗放的辦法，可把事物間的聯係歸為兩大類：一類是橫向聯係，一類是縱向聯係。
所謂橫向聯係，是指作為曆史考察對象的事物與周圍其他事物之間上下左右、四麵八方的聯係，空間的聯係。所謂縱向聯係，則是指事物時間上的聯係，曆史的聯係。
不難看出，任何事物所具有的縱向聯係，以該事物為準，又可以分做兩類：一是與既往曆史的聯係，一是與此後曆史的聯係。根據這兩類客觀存在的縱向聯係，對於任何事物進行科學研究時，相應地應當進行兩種曆史考察：一是順向考察，一是逆向考察。順向考察是按照曆史時間順序進行的考察，是從該事物以往的曆史考察該事物，亦即從事物的過去、事物的淵源、事物的由來，對事物進行考察。逆向考察，是采取與曆史時間順序相反的方向進行考察，是從該事物以後的曆史考察該事物，亦即從事物的未來、事物的流向、事物的結局，對事物進行考察。
曆史研究中，進行順向的考察和逆向的考察，無疑都是必要的，但是人們往往為慣常的思維方式所限，重視順向考察，而忽視逆向考察。除卻把曆史加以肢解、孤立地就事論事的人之外，絕大多數古往今來的曆史學家，都能程度不同地接受順向的曆史考察方法，懂得為了研究後代曆史，應當認真從前代曆史著手研究的道理。至於逆向的曆史考察方法，事實上一切視野較寬的曆史學者總不免也要或多或少地采用一些，諸如常常會根據事後的曆史來評價以往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常常從新時代中仍然存在的某些曆史遺跡去考察舊時代的曆史。不過，長期以來曆史學家們幾乎都沒有把逆向考察作為一種科學的曆史方法論給以足夠重視和自覺運用。比如為研究宋史而從研究五代十國人手、研究隋唐而從研究秦漢入手者，大有人在。可是為研究宋史，而自覺從元史、明史、清史、中國近現代史的角度對宋史做逆向考察者，則寥若晨星了。其實，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已經愈來愈證實，這種逆向的考察，即“倒過來”的考察，在曆史研究中有著不可代替的重要的科學方法論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討論商品時，對這種方法作過如下簡明概括：“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為什麼可以沿著“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進行思索呢？這樣做的必要性何在呢？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有過具體的論述，他說：“資產階級社會是曆史上最發達的和最複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裏存留著，一部分原來隻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逆向考察之所以可能，之所以科學，馬克思在這裏分析得非常透徹。逆向考察的客觀根據在於曆史本身是在延續中發展的，後代曆史保留著前代曆史的遺物，發展了前代曆史中的胚芽。所以不僅是後代曆史提供了認識前代曆史的可能性，而且正是通過對後代曆史的分析才能夠加深對前代曆史的認識；甚至可以說，正像對河流下遊進行必要的考察，才可能弄清楚河流上遊的特點與所存在的問題那樣，隻有通過對後代曆史的考察，才可能對前代的曆史展開深入的研究。不了解前天和昨天，就不了解今天；不了解今天，也就不能了解昨天和前天。秦和隋雖然都是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但隻有充分研究了漢與唐的曆史，才能分別對秦與隋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恰當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