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梅記》以權相賈似道和書生裴禹的矛盾貫串全劇。賈似道殘酷地殺害了隻是讚美了一下裴禹風度的侍妾李慧娘，霸占了裴禹的愛人昭容，又囚禁了裴禹本人。李慧娘的鬼魂救出了裴禹，致使最後裴禹和賈似道在升沉榮辱上產生逆轉。這樣一個戲劇故事，批斥的是賈似道，成就的是裴禹和昭容的結合，但是，曆史和觀眾卻篩選了其中的李慧娘。後代許多地方戲在改編《紅梅記》時，大多強化了李慧娘的形象。一種死而不滅的仇恨，一種死而不熄的感情，化作了強有力的戲劇行動。
《東郭記》是一部諷刺劇。就像一個生動的漫畫展覽，種種寡廉鮮恥的嘴臉和行動都呈現無遺。憑借的是《孟子》裏的寓言，揭露的是明代現實。例如，一夥貧窮的無賴漢看到世上汙穢不堪，有機可乘，便分頭出發，謀取富貴。竟然，他們有的騙到了嬌妻美妾，有的謀取了顯赫高位，他們既互相擢拔，又互相構陷，真可謂滿眼醜惡。這樣的集中刻畫，顯然是誇張的，寓言化的，符合諷刺劇的特性。
晚明時期可以提一提的劇作，是孟稱舜（約1600—1655）的《嬌紅記》和阮大铖（約1587—約1646）的《燕子箋》。
《嬌紅記》表現了一個純淨的殉情故事。王嬌娘和申純相愛，除了感情，不計其他。人們為了阻止他們的愛情，還向王嬌娘出示了申純與別人結婚的“實物證據”，王嬌娘說：“相從數年，申生心事我豈不知！他聞我病甚，將有他故，故以此開釋我。”可見對愛情的信任絲毫無損。後來王嬌娘因逼婚太甚，終於自盡，人們又勸說申純，申純說：“你怎知我與嬌娘情深義重，百劫難休，她既為我而死，我亦何容獨生”，隨即自盡，“隨小姐於地下”。這種殉情，出於純愛，與“從一而終”的節烈觀念完全不同，因而永遠讓人感動。
《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铖是明末之際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政治品質低劣，為士人不齒。但是，他對戲劇倒著實是個行家，在創作中善於製造戲劇效果，便於實際敷演，在文辭上又不肯粗疏，因而也能獲得一些韻味。更何況，他家裏蓄得起私家戲班，易於投諸排演，易於實驗校正，使戲劇創作與戲劇演出融成了一體。
明末文學家張岱對阮大铖並無好感，但對他家裏的演出卻作了公允的評價。張岱《陶庵夢憶》中專有一節寫阮圓海（即阮大铖）家裏的戲劇活動：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餘在其家看《十錯認》、（《十錯認》，即《春燈謎》，全名《十錯認春燈謎記》。）《摩尼珠》、（《摩尼珠》，即《牟尼合》，全名《馬郎俠牟尼合記》。）《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鬥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劄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窠臼者也。（張岱：《陶庵夢憶·阮圓海戲》。）
張岱在這裏對阮大铖的人品和戲劇活動作了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分析，基本態度是平正的，隻不過對阮大铖在戲劇上的成績描繪得有點過頭。
阮大铖的戲劇代表作是《燕子箋》。一個書生熱戀一個妓女，自繪了一幅兩人嬉戲的圖畫，卻因裱畫店的錯誤，落到一個官家小姐手上。官家小姐在畫上題了詞，立即又有一隻燕子把畫銜回到書生手中。後書生發跡，娶得兩妻，正是那個妓女和那個官家小姐。
這樣的戲，不管演出時多麼講究，也無法掩蓋本質上的庸俗和沒落。
在阮大铖之後出現的清初戲劇家，太多是他的對頭。他們都是一批剛毅之士，對阮大铖等人禍國殃民的行徑深惡痛絕。李玉、朱素臣、朱佐朝、丘園、畢魏、葉時章、張大複等戲劇家，都是蘇州人，人稱“吳門戲劇家”。蘇州的旖旎風光沒有給他們的創作染上纖弱的弊病。相反，明末南方誌士的不屈豪氣，清兵南下時在江南留下的深深血汙，給他們的創作帶來了雄健慘烈的基調。
李玉（約1591—約1671）除了我們後麵要重點分析的《清忠譜》外，還創作了《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以上四個劇本，人們取其首字聯綴成“一人永占”的熟語，名聲很大），《千鍾祿》（即《千忠戮》）、《麒麟閣》、《牛頭山》等許多劇目，據統計一生大約共寫了四十個左右的劇本，是一個多產作家。
《一捧雪》是繼《鳴鳳記》之後又一部直接抨擊明代奸臣嚴世蕃的作品，曆來盛演不衰。“一捧雪”是一隻玉杯的名字，嚴世蕃為了搶到它，先向原主人莫懷古強索，未成，竟要把莫懷古殺掉；莫懷古的仆人莫誠願意冒名頂替，代主人一死。嚴世蕃的幕客湯勤發覺死者不是莫懷古，正待追究，莫懷古的一個美貌侍妾雪豔假裝願意與湯勤結婚，在成婚之夜刺殺了湯勤並自殺。雖然最後嚴世蕃的權勢潰敗了，莫懷古家也因此複蘇，但僅僅是為了一隻玉杯卻失去了兩條忠誠於莫家的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