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囊記》第一出中有一支“風流子”的曲詞，對劇情故事作了這樣的概括：
蘭陵張氏，甫兄和弟，夙學白天成。方盡子情，強承親命，禮闈一舉，同占魁名。為忠諫忤違當道意，邊塞獨監兵。宋室南遷，故園烽燹，令妻慈母兩處飄零。
九成遭遠謫，持臣節，十年身陷胡廷。一任契丹威製，不就姻盟。幸遇侍禦，舍身代友，得離虎窟，畫錦歸榮，孝名忠貞節義，聲動朝廷。
從這樣的劇情來看，《香囊記》確與《五倫記》題旨相通，但相比之下，“忠”的成分比《五倫記》中更多一些。劇中較早地寫到了民族鬥爭的狼煙沙場，把嶽飛抗金的內容也拉了進來，因此比《五倫記》略為好受一點。但是，《香囊記》在因襲前人劇作方麵更加嚴重，常常讓人聯想到《琵琶記》、《拜月亭》、《瀟湘雨》、《西廂記》等劇作，因此在藝術上缺少整一性，顯得雜湊、鬆散、拖遝、勉強。
《香囊記》比《五倫記》多一種弊病，那就是在表現形式上刻求駢儷典雅，一味賣弄學問，這在邱濬筆下倒是較少看到的。
在《五倫記》、《香囊記》盛行的年代裏，也不是完全沒有可以一看的作品，例如蘇複之的《金印記》、（《金印記》表現戰國時代蘇秦的故事。蘇秦未做官時，受到家人百般嘲謔、揶揄，奚落，而當他一旦高升、拜為丞相後，家人又對他頂禮膜拜、殷勤奉承。小人嘴臉、炎涼世態，是這出戲的主要鞭笞對象。後來高一葦又將此劇改成《金印合縱記》（亦名《黑貂裘》）。）王濟的《連環記》、（《連環記》表現三國時代王允、貂蟬設計除董卓的著名曆史故事。劇中貂蟬的形象比較鮮明。）徐霖的《繡襦記》（《繡襦記》表現唐代妓女李亞仙和書生鄭元和的故事，在這幾部傳奇中達到了較高的藝術完整性。李、鄭熱戀，為鄭父不允，嚴加懲處，鄭元和死裏逃生，行乞長街，被李亞仙認出，與之同居。李亞仙為了讓鄭元和用功讀書以求功名，竟毀損自己容顏以使鄭元和集中注意力。結果，鄭申狀元，滿門歡喜。鄭父也與鄭元和重新和好。這部戲中妓女李亞仙的形象，以其果敢的選擇，強烈的行動，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徐霖(1462—1538)席與另一位曲家陳鐸(1454？—1507)被並稱為“曲壇祭酒”。）以及無名氏的《精忠記》、沈采的《千金記》等劇目，都還不錯。但是總的說來，它們都還比較粗糙，當時的社會影響也不大。就戲劇的整體麵貌來看，還是一個岑寂的年代。
這種情況，到了明代中葉，更具體點說，到嘉靖以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三大傳奇”陸續湧現，標誌著傳奇創作的繁榮時期的到來。
“三大傳奇”乃是：《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
一、《寶劍記》
在傳奇領域，這是一部較早出現的剛健之作。
作者李開先(1502—1568)是山東章丘人，二十七歲中進士，做了十餘年的官，後因抨擊朝政而被罷免，在故鄉閑居至老。《寶劍記》寫於他罷官之後，鬱憤之情時時流露在劇作之間。
李開先家裏所藏書籍之多，一時“甲於齊東”，其中戲曲作品尤富，人稱“詞山曲海”。罷官之後，他還曾外出訪問過康海、王九思等戲曲家。這樣，他就對前人和時人的戲劇創作經驗，有著廣泛而深切的了解。
《寶劍記》寫的是梁山泊英雄林衝的故事，與小說《水滸傳》相比，有不少重大改動。正是這些改動，體現了李開元對戲劇藝術的充分認知。
《寶劍記》強化了對林衝家庭、尤其是對林衝妻子張貞娘的刻畫，使林衝的每一個行動和遭遇都首先激起家庭成員的強烈情感反應。這種情感反應遠比朝廷爭鬥更能引動觀眾的共鳴。這中間，妻子張貞娘更成了一個重要的戲劇人物，她深知家庭遇到的災難的性質，以及自己處境的複雜，因此她的自覺應對更見光彩，不再僅僅作為林衝和高衙內矛盾的引子。矛盾的引子改成了林衝作為一個憂國將領對於奸臣的彈劾，起點的等級提高了。把高等級的政治起點交付給家庭倫理，交付給一個壯士和身邊的幾個女性，深得戲劇藝術之三昧。
在結構上，由於林、高兩方很少有機會正麵衝突，《寶劍記》采用了兩方在循環往複間互相給對方製造危險情景的手法，步步推進，效果反而強於正麵衝突。
在風格上，《寶劍記》快人言直，擲地有聲。借林衝之口，既怒斥奸臣“致使百姓流離，幹戈擾攘”，又針對皇帝責問“我不負君恩，君何負我？”並處處為叛逆辯護，呼喚反抗。於是，一種生命的力度，又在劇場抬起頭來。
二、《鳴鳳記》
《鳴鳳記》的編寫和演出，是明代的一件文化大事。
它寫的是一場真實地發生於當時的政治鬥爭，劇成之時，這場政治鬥爭實際上還沒有完全結束。因此，它對於廣大市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它的作者，相傳是這場鬥爭的直接參加者王世貞(1526—1590)或他的門人，王世貞在當時政治、文化領域的重要性，更擴大了它的影響。
焦循《劇說》中有一段有趣的記載：
相傳《鳴鳳》傳奇，弇州（弇州，即王世貞。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別署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官至刑部尚書，多年文壇領袖。）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
這裏所說的“嵩”，即嚴嵩(1480—1567)，荼毒國計民生的一代奸相，《鳴鳳記》就寫一批誌士仁人不屈不撓地與他和他的兒子、爪牙進行鬥爭的故事。這個戲編演得那樣及時，連那位應邀來看戲的縣令還不知道嚴嵩已經垮台，竟不敢看下去；直到王世貞拿出那份邸抄，他才把戲看完。
《鳴鳳記》不僅使當時的人看了坐不住，而且在半個世紀之後還能使觀眾再起手刃嚴嵩之意。嚴嵩下台與《鳴鳳記》上演都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而直到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呂天成還在《曲品》中指出：“《鳴鳳記》記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