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一看元雜劇的第一主調：傾吐整體性的鬱悶和憤怒。
圍繞著這一主調，能夠形成如下闡釋係列——
一、元雜劇鬱憤的整體性；
二、提挈這種整體性的典型化形象構件；
三、元雜劇藝術家傾吐鬱憤的幾種方式；
四、這幾種方式的整合。
鬱悶和憤怒，本是各種藝術樣式創作的一個重要契機，不足為奇；但是，元雜劇中流露的鬱悶和憤怒，卻特別弘闊深廣，它們已不僅僅是針對個人遭遇的一種爆發，也不僅僅是對於幾個具體事件的一種不滿。《竇娥冤》中的幾句唱詞，正是形象地概括了這種鬱憤的整體性和深刻性：
天地也，隻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塗了盜蹠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一個弱女子，沒有對頭，也沒有脾氣，不招誰惹誰，隻知平靜度日，但是，幾乎整個世界都與她過不去。因此，竇娥，這個幾乎沒有采取過任何主動行為的戲劇人物，成了社會整體黑暗的驗證者。她最終要控訴的，不是哪個壞人，而是“天”和“地”。
在關漢卿等人的眼裏，13世紀的中國大地，似乎一切都是顛倒了的，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災難的天羅地網，此間不存在任何具體邏輯。
但是，戲劇畢竟不是屈原的《天問》，天地間的邪惡需要集中在一係列負麵戲劇人物身上。元雜劇為這類人物設定了一個核心身份：與權勢勾結的無賴。
這種設定別具慧眼。因為唯有無賴，在邪惡的世界中最為自由，最不講章法，最不計因果。當這種無賴與權勢勾結起來了，好人就求告無門，活不下去。相比之下，朝廷之惡，體製之惡，雖然強大，倒還是有邏輯的，因此也是可以反駁和抗爭的，即便因反駁和抗爭而遭到迫害，也有名有目，有曆史論定。但對於無賴和潑皮，什麼價值係統都不存在了，在他們的獰笑背後，是一片昏天黑地。
仍以《竇娥冤》為例，幾個壞人都帶有明顯的無賴氣息：
張家父子是最典型的無賴，從一開始依仗著“救命之恩”要以一對父子娶一對婆媳，便是徹頭徹尾的無賴念頭。
賽盧醫的無賴氣，從他的“上場詩”中就可聞到了：“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小子太醫出身，也不知道醫死多人，何嚐怕人告發，關了一日店門！”
最可注意的還是那個審案太守的無賴氣息。他的自白是：“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既不僅僅是糊塗官，也不僅僅是個貪贓枉法之吏，而是一個穿著官服的張驢兒、賽盧醫。
這些壞人都想殺人或已經殺了人，但都沒有一點像樣的目的性，一切都在荒謬絕倫中進行。這就是無賴們的特殊功用。
元雜劇中無賴群像的名單，可以開出一大串。最標準的無賴，莫過於那個魯齋郎了。（見《包待製智斬魯齋郎》，一船認為是關漢卿的作品，但戲曲史家尚有爭議。）他有這樣一段自白：
花花太歲為第一，浪子喪門再沒雙；街市小民聞吾怕，則我是權豪勢要魯齋郎。
小官魯齋郎是也。隨朝數載，謝聖恩可憐，除授今職。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馬瘦不騎，但行處引的是花腿閑漢、彈弓粘竿、賊兒小鷂，每日價飛鷹走犬，街市閑行。但見人家好的玩器，怎麼他倒有我倒無，我則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那駿馬雕鞍，我使人牽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我是個本分的人。
值得玩味的是，魯齋郎所欺壓的人之一，鄭州惡吏張圭，本也充滿了流氓氣，他老婆說他：“誰人不讓你一分？”他自己開口閉口便是：“你敢是不知我的名兒！”但是，就這麼一個惡吏，卻受到了比他更有權勢的魯齋郎的淩辱，而淩辱的手段又是十足的無賴式的：魯齋郎要張圭把老婆立即獻給他，再把自己玩膩了的一個民女強嫁給張圭，還謊說這是他的妹子，拿來與張圭換個老婆。惡吏遇上了這麼一個有權勢的無賴，立即成了妻離子散的悲劇角色。可見，在《魯齋郎》所反映的時代，無賴氣、潑皮相已經超越了其他罪惡，成了製服一切的幽靈。
《蝴蝶夢》中的葛彪，又是一個無賴。他的自白是：
有權有勢盡著使，見官見府沒廉恥，若與小民共一般，何不隨他帶帽子。
自家葛彪是也。我是個權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時常的則是坐牢。今日無甚事，長街市上閑耍去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