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優孟扮孫叔敖，隻有演員一人，（有人設想，史籍中關於優孟扮孫叔敖的記述，可作另一種理解：可能不是優孟扮成孫叔敖給真實的楚莊王看，而是在楚莊王麵前演了一出戲，戲中既有扮孫叔敖的人，也有扮楚莊王的人，真實的楚莊王看了這出把自己也演在裏麵的戲，才怦然心動。這樣的戲，當然就會有演員多人了。但是，這種設想，畢竟沒有什麼依據，精於文字表達的司馬遷不可能疏忽到把真實的楚莊王和扮演出來的楚莊王混為一談。）而到了滑稽表演，則有多人演出，於是有對話，有問答，有往還，這就是戲劇性情境的出現。戲劇性情境是情節發展的載體，滑稽表演，無論是周延的扮演者與其他演員的對話，還是兩位學士扮演者的互相克伐，其過程，其言詞，其結局，都是預先設定的，構成了具有藝術假定性的情節發展；而優孟扮演孫叔敖則不同，盡管他的扮演帶有戲劇性，但他無法預計被他諷諫的楚莊王的態度，因此他與真實的楚莊王的對話並不構成戲劇的情節性。
由於滑稽表演具有了預先設定的情節性，因而也就與歌舞小戲產生了親和關係，加速了互相滲透。“優諫”，由此上升成為“優戲”。帶有藝術性的政治諷諫，變成為帶有政治意向的藝術。
由於戲劇美從直接的政治諷諫中濾析出來了，滑稽，也就具有了更獨立的價值。據記載，唐代鹹通年間著名演員李可及曾在唐懿宗麵前表演過參軍戲《三教論衡》。這個參軍戲，並沒有直接對唐懿宗提出諷諫，而是嘲弄了社會上的宗教觀念。對此，當時有人認為是狐媚不稽之詞。（高彥休：《唐闕史》。）照理，這對李可及來說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唐懿宗對宗教的事情很敏感，曾為此貶謫過身踞高位的文學家韓愈，韓愈在貶途中寫下的悲劇性詩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人所共知。但奇怪的是，唐懿宗觀看李可及演的《三教論衡》時，卻一會兒“為之啟齒”，一會兒“大悅”，一會兒“極歡”，不僅當場“寵賜甚厚”，而且第二天竟給李可及授了一個官職：“環衛之員外”。
悲劇美的角色，總是以強硬的形式呈現自己的意圖，因此常常引起敵對者加倍的警惕和防範，結果隻能得到悲慘的結局；喜劇美的角色則相反，總是以機巧詼諧的外相藏匿自己的意圖，因此常常使敵對者解除戒備。滑稽的力量就在這裏，醜角的力量也在這裏。
儒家的禮樂觀念，本來就使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習慣於苦中作樂。經由參軍戲的階段，中國戲劇更難全然剔除喜劇美的因素了，即便在貌似悲劇和正劇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