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指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也就是說，“發展”是當代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首要目標。從全人類的角度看，發展是世界範圍內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問題在於如何發展？采取怎樣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放眼世界，我們看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以往的發展中，由於過於偏重經濟增長，產生了盲目追求和崇拜GDP、用“物本”代替“人本”、用“增長”代替“發展”的錯誤傾向，由此導致了全球範圍普遍存在著“人與自然衝突加劇，人與人矛盾尖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失衡，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傾斜，增長追求與發展追求對立。”這也表明，當今世界各國在發展的模式和道路上，都存在著不和諧、片麵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弊端。正因為如此，“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發達國家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發展速度降了下來。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實現理想中的現代化，而是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狀況：經濟增長不穩、社會矛盾加劇、貧富差距加大、社會政局不穩等社會問題暴露出來。”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這就與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相“契合”，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心願和要求；並且，它倡導發展要“以人為本”，即以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不僅有助於消除全球普遍存在的發展同人自身的“異化”現象，而且這種發展理念對世界各國人民來說無疑具有一種吸引力和親和力，更易於被其他文化理解和認同，更具有世界通用性；更為重要的是，科學發展觀為“如何發展”指出一條科學的“發展道路”，那就是“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所謂“全麵發展”，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麵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麵進步；所謂“協調發展”，就是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麵相協調。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毫無疑問，這樣一條發展道路，是基於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但是它對於克服當今世界發展中普遍存在的不和諧、片麵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弊端，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它對“什麼是發展”、“靠誰發展”和“為誰發展”、“怎樣發展”等發展觀的基本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構建自己的發展理論和選擇自身的發展道路時，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事實正印證了這一點。美國學者雷默於2004年5月提出的“北京共識”的概念中就包括對中國新發展理論的高度評價。他認為中國的新理念正在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對世界那些正在苦苦尋求發展之路，力求在融入國際社會的同時又能夠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堅持自己文化理念和政治選擇的國家來說，中國提供了新的出路。當今，中國的發展經驗、模式、道路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重視和討論。2004年10月23日日本記者飯野克彥在《日本經濟新聞》上發表文章強調，“華盛頓共識”如今正在被可稱做“北京共識”的聲音所取代，中國模式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青睞。拉美、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也對中國的發展道路越來越重視。印度社會學家拉姆戈帕爾·阿加瓦拉強調，中國的發展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埃及出現了一批研究新世紀中國崛起道路的學者，希望從中找到一條適合第三世界國家的道路。此外，前社會主義陣營的俄羅斯、東歐、越南和一些亞洲國家也在中國的發展中尋找著可以借鑒的成功經驗，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強調要學習中國模式。
總之，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發展觀念、發展道路正對外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發展道路正成為吸引其他國家的模式。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認為，如果中國模式是可持續的，它的重大意義不是在中國力量的增長方麵，而是這一模式的世界性意義，即中國發展經驗本身將對美國模式構成重大的衝擊。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因經濟政治體製和文化傳統不同，其他國家未必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國的模式，但我們相信，在一些重要方麵，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確實是有借鑒意義的。
三、科學發展觀之價值精神和價值觀念的普世性
科學發展觀不僅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而且，它也蘊涵著一些基本的價值精神和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精神和價值理念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反映了當代全球人類的共同願望和美好追求，同樣具有普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