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年6月26日，鄧小平在與美籍華人學者、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的談話中，在“九條方針”的基礎上提出了“六點辦法”，即“祖國統一後，台灣持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製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隻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係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1984年2月，他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提出：“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製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製度。”
後來，鄧小平把這一構想更簡潔地概括為“一國兩製”，“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製度”。他順應新的形勢，突破了“一國一製”的模式，用新的語言，提出了解決祖國統一問題的新模式、新辦法。
2.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統一起來
港、澳、台均麵臨著一個統一的問題，而其性質則有所不同，情況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建初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依據海峽局勢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在對台政策經曆了從“武力解放”到“和舉解放”的同時，就區別了香港問題與台灣問題的不同性質。認為香港與澳門問題不是和平統一的問題，而是恢複行使我國主權的問題。決定在一個時期以內維持香港的現狀，保留一條與西方國家接觸與交流的對外通道，以打破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為新中國濟的恢複和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待將來條件成熟之時，再經過談判和平解決。當時，我國政府在嚴正聲明香港是中國固有領土的同時，便確定對香港采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在這個過程中，體現了共產黨人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正如周恩來所說：“策略是根據一定原則確定的。一定要原則性很強，然後策略性才能靈活，沒有堅強的原則性，就說不上靈活的策略性，那就會變成姑息，變成屈服。”
鄧小平“一國兩製”構想的形成，是毛澤東祖國統一思想中這一實事求是靈魂的傳承。這一構想的提出，不僅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符合港、澳、台的曆史和現狀；它在付諸買踐的過程中，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從香港的實際出發，把原則的堅定性積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統一起來，通過正確地處理一係列的矛盾關係，使這一偉大構想進一步具體化並得到順利的貫徹實施。
首先，關於“高度自治”與中央必要幹預的關係。依據我國對香港的政策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部事務上實行高度自治。而英方把“高度自治”曲解為“最大限度的自治”，提出在特區設置“英專員公署”並以種種借口反對我國在香港駐軍。如何處理“高度自治”與中央必要幹預的關係？鄧小平在充分肯定“港人治港和中央不幹預香港特別行政區釣具體事務”的同時，多次指出：“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對駐軍的作用，鄧小平明確指出，一是體現主權，二是可以防止動亂。特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能夠沒有幹擾，沒有破壞力量嗎？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總得加以幹預。
其次，關於從香港實際出發與不能完全西化的關係。“九七”後的香港應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製？鄧小平認為要“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曆史和現實情況”。同時又強調，“香港的製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製度、美國的製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製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針對香港從來沒有過真正民主的曆史情況，中國政府認為，香港新政製和民主的發展，隻能從這個實際出發，循序漸進，並且做到1997年前後互相銜接，不能完全西化。
再者，關於堅。決摒棄殖民色彩和保留原政製優特點的關係。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香港已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政治架構。這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物。它帶有濃重的殖民主義色彩。如港督是英皇在港的全權代表，總攬行政、立法大權並兼任名義上的駐港英軍司令；公務員製度中外籍人員享受特殊待遇；司法終審權歸英國樞密院等等。對這些原政製中帶殖民色彩的部分，在籌建特區新政製時堅決予以摒棄。同時也要看到曆史不能割裂，應當參考、借鑒甚至保留香港原政製中的某些優點和特點。例如，香港原政製實行行政主導下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兼任製，兩局成員的相互滲透，減少了行政、立法兩局的摩擦，提高了行政效率。《基本法》關於香港將別行政區政製的規定，體現出“行政主導”的精神，正是從香港的曆史和現實出發，借鑒了原政製的優點和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