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先後進行了全麵的社會主義體製改革。這本來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但在西方敵對勢力的眼中，卻把它看作是他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葬送社會主義的大好時期。尼克鬆在80年代就曾斷言：“隨著一代人接替另一代入，我們將開始看到東方集團內部出現和平演變的過程，正如匈牙利和中國已經在很小的程度上出現和平演變那樣。”後來他拋出針對中國的“跨越長城論”，就是鼓吹通過“接觸”來促使和平演變的實現。裏根上台後的1982年6月，在倫敦英國議會發表了一篇代表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講話，他提出，在當前兩種不同社會製度的鬥爭中，“最終的決定因素不是核彈和火箭，而是意誌和思想的較量”。他叫嚷：“民主自由事業在向前挺進途中將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曆史垃圾堆。”隨後，美國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關於“共產黨國家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辦法”，會議肯定了前些年采取的通過國際廣播進行滲透等三項辦法，又確定了“支持獨立的政治組織，援助發展民主和獨立的政治哲學，促使人們直接和普遍地接觸到西方的報刊雜誌等”三個新辦法，並製定了一個“由政府和私人讚助的計劃”。這次會議特別強調“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一個主要因素，應該是其內部勢力”。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尋找“新工具、新力量”，尋找新的代理人。
如前所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五十年一貫製。80年代以來，特別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更是加緊了他們的攻勢，叫嚷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戰爭”，完全融化掉社會主義。從這時起，他們強化了推行和平演變的策略手段：第一，更加強調以軍事威脅特別是核威攝為後盾的攻心戰。近二十年來，曆屆美國政要人物都強調：“實現和平演變的前提是軍事威脅”（尼克鬆）；“威懾是我們防務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頓則積極推行“接觸加遏製”的和平演變戰略。但他們同時又認為“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戰”，要將70%的力氣用於攻心戰。他們所謂的攻心戰，主要是開展思想理論攻勢，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而這種思想文化滲透的目標，主要是集中在妄圖摧毀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體係上，瓦解人們對它的信仰。第二，在強調攻心戰的同時，他們還力圖利用經濟優勢來達到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效果。西方敵對勢力憑借經濟和科技的優勢，交替使用經濟援助和經濟製裁的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軟硬兼施，妄圖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方向。尼克鬆在其《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明確提次：“我們必須把各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濟力量聯合起來，以便我們能夠從東方集團取得政治上的讓步，作為我們提供經濟合作的交換條件。”他認為，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把願意實行真正改革和不願實行真正改革的人區分開來”。這真是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第三，極力助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使之成為實現其和平演變戰略的內應力量。第四，和平演變的步驟、目標和時間表更加明確，特別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更是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進行和平演變的一個主要目標。上述表明，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是他們既定的方針，是不會改變的，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一個嚴峻的外部環境。
在新的曆史時期，鄧小平以無產階級戰略家的清醒認識，對我國麵臨的國際形勢進行了科學的分析。他強調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小分張調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重要性，他說：“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緩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在新形勢下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冷戰的特點，就是推行以武力為後盾的世界性的和平演變攻勢。鄧小平對此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多次要求全黨高度重視這個事關社會主義曆史命運的問題，要始終保持應有的警惕性。正是基於這種清醒的認識，鄧小平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始終堅待和發展毛澤東關於防止與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並在不斷總結新的鬥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挫敗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陰謀作出了重要貢獻。
1.從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高度強調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要建設一個合格的社會主義，增強抵禦和平演變的能力
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場競爭與較量。社會主義要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要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使社會生產力獲得極大發展，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顯示出資本主義製度無法比擬的憂越性。鄧小平深刻理解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國際社會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經濟實力和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與較量，他說：“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講艱苦奮鬥，都很必要，但隻靠這些也還是不夠。最攝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人民看到穩定帶來的實在的好處，看到現行製度、政策的好處，這樣才能真正穩定下來。不論國際大氣候怎樣變化，隻要我們爭得了這一條，就穩如泰山。”他還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隻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由於曆史的原因造成了東西方的巨大差距，也由於社會主義製度還處在幼年階段，還不成熟和完善，這就使得那些隻從表麵現象看問題的人，容易產生“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誤解，容易接受“西化”的影響。在80年代初期，鄧小平曾作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持續進行70年的判斷，這個時間表不是隨便說出來的，而是有深刻的科學內涵。這就是說，隻有到了21世紀中葉，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樣才能消除產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國際影響和社會基礎，也才能使廣大群眾通過國家的發展和自己切身受益中認識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這是鄧小平一再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深刻原因。所以他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國經濟能不能加快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他指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基於此，他提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的設想。這就是說，要正確估量國際環境對於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爭取隔幾年上一個新台階。中國要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有效地抵禦和平演變的圖謀，關鍵是要爭取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
由上可見，鄧小平把經濟建設作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提了出來，決不是偶然的。應當看到，能否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歸根到底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隻有使廣大人民體會到社會主義製度確實促使社會生產方以資本主義難以具有的速度向前發展，能夠為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社會主義才其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吸引力，從而使人們破滅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同樣，也隻有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使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滿足，使綜合國力和國防實力不斷增強，國泰民安，社會穩定，這樣國際國內敵對勢力就無隙可乘；也隻有這樣，才能逐步削弱西方敵對勢力的經濟技術優勢，從根本上扭轉我們在物質技術上處於劣勢的被動局麵，從而為戰勝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圖謀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所以，從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高度出發，必須維護和保證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否則，我們將犯曆史性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