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和平演變觀：毛澤東的戰略思考與鄧小平抵製“西化”；跳出曆史周期率的理性思考與不懈努力
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曆史性任務
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嚴峻的曆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後，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目的。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半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50年一貫製。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如何保持政權的問題。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後，特別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並力圖解決這一曆史課題，雖然在探索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的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提出的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永遠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新的曆史時期，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這方麵的思想，提出了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新見解。這對於鞏固我國社會主義製度，保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誕生以來，一個一世界，兩種製度，就成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個主要特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不僅與國內的環境緊密聯係，而且也同國際大氣候息息相關。因而，在當今世界兩種社會製度將長期共存與鬥爭的態勢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抑製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戰勝國際帝國主義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際的陰謀，就成為一個十分尖銳和十分突出的問題。
國際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製度對立鬥爭的產物。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打破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由此開始了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對立與鬥爭。從此以後，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成為國際帝國主義堅定不變的既定戰略。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階級利益、兩種不同的思想體係鬥爭的必然表現，是剝削階級的本性決定的。它們對社會主義國家一貫采用武力於涉與和平瓦解的兩手策略，或是兩手並用，或是交替使用，並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轉換它們策略的重點。當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的“扼殺”、“遏製”戰略屢遭失敗以後，就逐步把重點轉移到以軍事威脅為後盾，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和平演變”戰略上來。
十月革命宣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時候，當時的英國將領丘吉爾曾提出要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裏”，並參與策劃對蘇俄的武裝幹涉。1918-1920年間英、美、法、日等14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勾結俄國國內反動勢力，武裝侵犯蘇維埃俄國。在遭到可恥的失敗後，它們又企圖通過和平方式瓦解蘇維埃政權。列寧在始終警惕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同時，又敏銳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隱蔽的“和平”的另一條戰線的鬥爭。1920年3月29日，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尖銳地指出：“現在我們麵臨一個極複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線上獲勝之後，還要在不流血的戰線上獲得勝利。這場戰爭更加困難。這條戰線是最艱巨的戰線。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明這一點。我們打贏了火線上的那場戰爭之後，還要打一場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改變了戰線和形式。協約國現在是用貿易、用糧食投機來進行戰爭，它使這種糧食投機成為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對蘇維埃政權的和平瓦解。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是有戒備的！我們說：我們打過仗，我們勝利過，所以我們繼續要把曾經幫助我們獲得勝利的口號提出來作為基本口號。我們要完全保留這個口號，並把它用到勞動戰線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的堅定精神和統一意誌。”列寧這段話的意義，不僅在於指明了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妄圖“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而且在於極富創見地提出了抵製和戰勝這種“和平演變”的基本方針，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和統一意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富有教益的。
從廣義上說，“和平演變”是資產階級企圖通過他們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來影響和腐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一種慣用手法。特別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為一定的曆史任務而結成聯合戰線的時候，尤其是如此。在這方麵，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的曆史進程中，就積累了抵製和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企圖腐蝕與演變無產階級政黨的豐富經驗。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勝利地進行反對蔣介石“溶共”方針的鬥爭，就是一個光輝的例證。
抗日戰爭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曆史任務，在這種情勢下，經過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努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對於實現全民族抗戰無疑是有著重要的進步作用。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從其狹隘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仍然堅持其在聯共的同時反共的基本立場。還在國共談判合作抗日的過程中，國民黨就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口號下，主張把中共吸收到以蔣介石為領袖的一個黨內，達到“溶化”共產黨的目的。而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蔣介石則進一步製定了“溶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針。所謂溶共，就是在思想上要求共產黨“收起”共產主義，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統一政令，統一軍令”，取消邊區，取消人民軍隊，使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失去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為此，他們不惜采取封官許願、金錢美色以至直接幹涉等卑劣手段，拉攏腐蝕，尋找代理人。對於蔣介石的溶共陰謀，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首先，抗戰初期就及時地指出，在統一戰線建立之後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旗幟鮮明地反對了黨內出現的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否認在統一戰線中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本事實；輕視黨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等等。毛澤東堅決批判了這種軟弱無能的思想，尖銳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從而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堅持了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其次，正確地說明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既肯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階級矛盾的解決也是推動主要矛盾解決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從而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正確而巧妙地結合起來。正是在這一正確理論的指導下，毛澤東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中，要“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待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堅持了獨立自主放手組織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針，並對國民黨反共方麵采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再次，在複雜的鬥爭形勢和艱巨的曆史任務麵前，強調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巨大的理論研究工作，科學地闡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指明國際國內環境決定了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從政治思想上剝奪了國民黨反共的精神武器，並從理論上武裝了全黨。毛澤東一再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強調在領導偉大的鬥爭中學習革命理論的重要意義，他特別提出：“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正確的指導路線結出了豐碩的勝利之果。中國共產黨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溶共陰謀，獨立自主地發展了人民革命力量，使自己不僅成為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而且為人民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抗日戰爭時期溶共與反溶共鬥爭的曆史經驗，對於在新的曆史時期進行的反和平演變的鬥爭仍有重要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