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晚年，在思想認識上陷入了“左”的錯誤，這使得他的對外開放的主張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同時也不能不使我們正常的對外交往受到嚴重影響。但是，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的70年代，他和周恩來力排極左的幹擾，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嗣後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聯邦德國等先後正式建交，從而為今天的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應當指出，在這次我國外交戰略實行重大轉變的過程中，也開拓了對外經濟工作的新局麵。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同尼克鬆談話中批評了與西方貿易工作中閉關自守的錯誤做法，他說：“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在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具體組織下，形成了繼50年代引進156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高潮，取得了重大成效。誠然，由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的限製，以及毛澤東本人對外部世界還缺乏充分的了解，這都不能不使他的對外開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這是需要我們在今天新的條件下加以完善和發展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導方麵。
3.奠定了對外開放的若幹指導原則
對外開放是一項大政策，在它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涉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因而要正確處理與之相關的各種關係，要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如前所述，毛澤東不僅有著明確的對外開放思想，而且對如何對外開放的問題也同樣有過很好的論述，值得認真研究。
首先，要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點。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針對黨內嚴重存在的教條主義傾向，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明確提出了獨立自主的思想。遵義會議以後，這成為毛澤東處理黨同外部關係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從而使中國共產黨能夠排除幹擾，獨立自主地製定方針、政策，按中國情況辦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僅依據獨立自主原則，成功地處理了統一戰線內部關係，而且也在外交戰線上積累了這方麵的經驗。抗戰後期，毛澤東曾概述了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又說：“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這裏已經包含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即要正確處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關係。前麵提到的毛澤東在建國初期提出的“打掃幹部屋子再請客”，就生動地體現了這一原則。
毛澤東關於在對外關係中要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辯證統一的思想，有著重要的意義。第一，這是對近代中國對外交往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體現了共產黨人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近代中國是在列強的炮艦政策下被迫開放的，是以喪失主權、備受淩辱為代價的。這種狀況自晚清開始，又為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統治時期所繼續。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就是為了結束這種悲慘的局麵，因而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既是主張對外開放的，又決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支配。抗戰時期，毛澤東就明確表示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援助，但當抗戰後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蔣介石無理提案作為軍事援助的交換條件時，他就在與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端德的談話中強調指出：“不能指望我們付出這樣的代價”，“我們不像蔣介石，我們並非必須要別的家的支持，我們能夠挺立著像自由的人們一樣靠自己的雙腳行走。”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有成效的反對美國封鎖禁運的鬥爭，努力爭取和擴大對外交往，同時他又明確表示：“我們不怕美國的封鎖，我們也不急於要同美國建交，不急於進聯合國，我們奉行獨立自力、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這些都表明，我們主張對外開放，但中國事務必須由中國做主，事關國家領土、主權問題是決不含糊的。第二，使對外開放有利於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對外開放當然包括向西方世界開放，這是兩種不同社會製度之間的交往。我國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要求我們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堅持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的辯證統一，既有利於維護社會主義製度，又能為國家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條件。第三，體現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們的立足點。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和中國的建設，都是依靠發揮中國人民自己的力最為主，以爭取外國援助為輔，那種喪失信心，以為自己什麼也不行，決定中國命運的不是中國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賴外國的援助，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
其次，要正確處理學習外國與為我所需、所用的關係。毛澤東一向重視並提倡向外國學習，不僅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強調：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認真學，非學不可。但是這種學習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0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就指出：“學外國不等於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這就是他後來所概括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他還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引導人們認識中外交流源遠流長，闡明學習外國應重在吸收、創新的正確態度。他以音樂為例，說：“隋朝、唐朝的九部樂、十部樂，多數是西域音樂，還有高麗、印度來的中國音樂。”他指出，演外國音樂並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失了，“而是繼續在發展”，“外國音樂我們能夠消化它，吸收它的長處”。在毛澤東看來，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由於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曆史，曆來受人欺負，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全盤西化論”就反映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毛澤東曆來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強調指出，“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申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不要全盤西化”。同樣，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認為教條主義是最無出息的，最可醜的。他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麵，吸收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次，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係。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又明確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朽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在毛澤東看來，我們既要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時又不要滾此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勢力利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的困難局麵，大力推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這首先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注意，及時敲響了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警鍾，並提出了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誠然，毛澤東晚年由於錯誤地估計當時的黨內外形勢，使防止和平演變的鬥爭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恰當地重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在政治上、經濟上導致了嚴重後果，使我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自我封閉的狀態。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但是，就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來說，對於我們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係卻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新的曆史時期，就是要堅定不移、全麵準確地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形勢下，要善於抵製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的一個批語中，曾對我國實現現代化的路線作過這樣的表述：“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裏雖然主要是強調獨立自主、自辦更生的思想，但同時也把爭取外援和學習外國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時，對對外開放——爭取外援與學習外國的一種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