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一切都夷為平地，不複存在以後，休說外地人，即使本地人，那方位感覺也落不到實處，門之內，門之外，常常要走不少冤枉路。正如東四，西四，看不到“四”從何來，東單，西單，看不到“單”為何物那樣，那些名存實亡的諸如阜城門，朝陽門，安定門，宣武門，崇文門等等，影蹤全無，還分為門內和門外，豈不隻是給人增添茫然失措，無所適從的紛擾嗎？
前些年，北京文學雜誌社一項活動，邀我參加，承蒙好意，讓我在家靜候，他們會派車來接。我說，我住的這個西便門外大街西裏，不太好找。雜誌社說，別忘了我們是《北京文學》，哪有找不到的道理。可左等不來，右等不來。那時候，手機還不普及，接我的編輯小姐，也沒法跟我聯絡。因為以西便門為軸心，由此輻射出去的幾條馬路，一概以西便門冠名在前，以內、外、東、西來區分不同馬路。命名者，在地圖上大筆一揮，他是很清楚的，可走在馬路上找路的行人，就難免要發蒙了。一內一外，相背而行的話，再折回來，是要走許多冤枉路的。
這位編輯和雜誌社的車，就在天寧寺一帶兜圈子。先找到西便門大街西裏，後又找到西便門內大街西裏，硬是找不到相距還有兩站地的，我所在的這個西便門外大街西裏。一直快到十二點，才算摸到我們小區裏來，打開門，隻見那位編輯滿頭熱汗，一副欲哭無淚的性急模樣，我真是感到十分抱歉，不得不寬慰，不知還有沒有西便門東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這一說？如果有，我估計，你們到天黑，也找不到這裏的。
其實，我們這個住宅區，地處真武廟，與那個已不存在的西便門城樓根本不搭界。但地名管理科仍以明清古都的傳統，喜歡以門為中心來命名，這在1949年以前，或建國初期，倒也無妨蕭規曹從地延續下來。因為那時，整個城市裏，人流不那麼擁擠眾多，道路不那麼縱橫交叉，房屋不那麼鱗次櫛比，商貿不那麼發達繁忙，這種命名方式，對生活在閑適淡定，恬然安詳氣氛中的北京人來說，城牆和城門之內，為市區，城牆和城門之外，為鄉下，一目了然，界限分明。即使拿那些牽駱駝的，出城就是郊區的菜地，果園，農田，村鎮，趕大車的，蹬三輪的，騎毛驢的人來說，其活動半徑，總是在有限範圍之內。然而，當這個城市，人口突破千萬，車輛遠超百萬，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時候，對於地名的考量，就不能局限於門內門外那樣的狹窄視野。
應該說，作為明清古都的北京，其幅圍，其規模，其氣派，其堂皇，無法與唐代的都城長安相比。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過，“餘見天下州城，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製彌陋。人情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甚至後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四月，經營大梁城的建都工程中，能仍承繼唐代建築的宏大氣勢。後來北宋定都開封，很大程度上是郭威奠定的良好基礎。“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報所標七裏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八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鮮寡，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資治通鑒》）
說實在的，明清兩代，遠非漢唐可比。我記得初到北京的那年，住北城棉花胡同，出安定門，過護城河，別說沒有周世宗殯葬強製規定的七裏以外的距離，連五十米不到，就是亂葬崗，一片土饅頭，到處是墳包，這大概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時彌近者製彌陋”了。因此，當城市在一步步擴張的同時，這些昔日的墓地，甚至包括八寶山，便漸漸納入城市建設規劃的中心區，活人和死人，距離如此之近，怎麼說也是一種心理上的障礙。
這就是我那些年裏，一個很長時間內，乘坐貫穿長安街的大一路公共汽車，上下班的切身感受了。隻要車一進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車頭上方的標牌，那始發站和終點的地名，一為八王墳，一為公主墳。雖然，墳不過是墳，但這兩個與死亡相關的字，總是讓人不能細想下去。而且這條大一路公交路線，頂著這兩個墳頭的站名，至少在長安街上行駛了數十年。
所以，在北京，無論是原來的地名，還是新添的地名，大有足可改進的地方。當然，最關鍵的，還是在命名的思路，想法，規劃，統籌管理上！似乎還可以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要把國家首都，八百年古都，和國際大都市的風采弘揚出來。
一個城市的地名，既表現出文化色彩，又體現著時代精神，是應該受到重視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