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第四十四回，楊雄對石秀說：“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當即認可，馬上就問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
從這個“結義”過程，我們大致得知他們為什麼要成為把兄弟的原因：
一、他們不是薊州本地人，是外來戶，勢單力薄。
二、他們雖一為押獄，一為牙行，但都是淪落在此，又失去靠山，無從依仗。
三、他們都具有一身武藝，這實力，使他們有改變境況之心，不願總受製於人。
四、他們相互認識到彼此都有拔刀相助，哪怕鋌而走險的膽量。
五、因此，他們為扭轉弱勢狀態，為打破被動局麵，一拍即合，成為異姓兄弟。
魯迅有一篇文章，談到《水滸傳》在20世紀30年代翻譯成英文時，洋人沒有按《水滸》的“遊”字，譯為“水邊”，而是用了四十四回中一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作為英譯本的書名。魯迅認為，這位漢學家倒是相當程度上把握住忠義堂上一百單八將“結義”，也就是弱者更能走到一起的實質。
如果，你的結拜兄弟，被人捅了一刀，那你必須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朝那個捅刀者，還以捅得更深的一刀。同樣，你若是被誰收拾了，收拾得很慘，你放心，你的那些對天盟過誓的把兄弟們，一定會同仇敵愾，為你報仇雪恨。所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詞中這個“死”，也是一個弱者最後可以獻出的全部。
由此看來，處於相比較而言的弱勢之下，處於外部壓迫、內部壓力的精神弱勢之下，處於信心不足，力量不繼，前景不佳，愈後不良的心理弱勢之下，是很容易與危機相似，處境相同的對象，產生“拜把子”要求的。
這一切，都來自於弱勢。
冷眼看去，這多年的文壇上，凡積極張羅，拉幫結夥；凡壁壘森嚴，相互寇仇；凡抬此壓彼，左右輿論，凡三五成群，起哄架秧，熱衷搞“圈子”的文人，都是些文學更年期早過，文學生育年齡不再，文學創造力已經到了不舉的地步，文學自信心完全在靠精神偉哥支撐，或已經過氣，或將要過氣，有吞象之心，無縛雞之力，總看到別人穿開襠褲的時代，卻不知自己早就光腚的洋相，可能冷風颼颼吹得屁股冰涼的緣故，這才為自己搞這樣一個安身立命的“圈子”。否則，大有吃飯不香，放屁不響，飯局不請，風光不再之虞。
而文壇的“圈子”，若不再是文人的意氣用事，雞爭鵝鬥，一旦嚴重對立起來，那就是派性。一鬧派性，基本上就失去理智，眼睛一紅，亂咬一氣，則不可免。而派性再提升一步，攙雜進來公權力，攪和著國家機器的行政能量，那就是宗派主義。而搞起可怕的宗派主義，必大張鞭撻，翦除對手，消除異己，戕伐務盡。
還是以唐朝為例，盛唐的李白，杜甫用不著經營自己的嫡係部隊，安插親信於要害部門，布置耳目於不同崗位，劃分敵我友，該拉的拉，該打的打。晚唐的李商隱，杜牧也用不著高屋建瓴，以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陣營，兩個方向的鬥爭理論，區別左中右，重新排隊，立正稍息，向他看齊。
這些如日中天，才華橫溢的大師，才不會搞這些名堂。寫自己的華篇美章，還來不及呢，用不著藉“圈子”、“派性”、“宗派主義”，以自保自固自炫自足。從30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到40年代的革命文藝浪潮，至建國後十七年的社會主義文學，其中很多熱衷於此道的文人，其資質，天分，才氣，以及創造力，在同一時期的儕輩間，不是最優秀的。那些整人者的宗派意識固然強烈，那些被整者的宗派意識也並不遜色，雖然最後“成者為王敗者寇”，定位不同，但數十年如一日地“圈子”、“派性”、“宗派主義”，一個人的生命就白白消耗完了。
然而如果，他們真是有盛唐李、杜那樣汪洋恣肆之才華，真是有晚唐李、杜那樣清新俊逸的靈韻，恐怕就不那麼熱衷於搞“圈子”、“派性”、“宗派主義”了。惟其曾經優秀過，後來不再優秀；或者，壓根兒就不曾優秀過，想優秀也優秀不起來，當然，他就隻能玩這種“圈子”、“派性”、“宗派主義”的庸人遊戲了。
現在，回顧他們這多年來的加在一起的著述，若是從長遠的大曆史角度去看，其中很大部分都屬於囈語之類，是不忍卒睹的。如果用這多時間認真寫些文學作品的話，寫得好未必（因為寫好需要才華），寫得多一點是有可能的（因為寫多隻需要勤奮和時尚所謂的“碼字”能力），至少也可聊堪自慰，無愧來者。
“圈子”，“派性”，“宗派主義”其實就是未經過磕頭儀式的“拜把子”。從昨天的“拜把子”，到今天的所謂“圈子”，“派性”，“宗派主義”，這種中國特色的暗昧文化之根深蒂固，之深入骨髄，成為中國人處於弱勢狀態下不棄不放的護身符和救命草，即使如文人者，到時候也有這種難能免俗的情結的。
於是，也就隻好看他們繼續“秀”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