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作為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本名為《詩》，又有《詩三百》、《三百篇》等稱謂，漢代開始成為經學典籍，始稱《詩經》，《詩大序》認為其作用在於“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經》共收入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詩歌（另外有六篇隻有題目沒有詩歌內容的笙詩），分為風、雅、頌三大類，內容極其廣泛，包括農業耕作、君臣燕飲、宗廟祭祀、戰爭徭役、婚姻愛情等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可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詩經》，卻以一首情辭俱佳的愛情詩作為開篇之作：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河邊的沙洲之上，雌、雄雎鳩鳥發出‘關關’的樂音相和而鳴。”詩歌以此起興，接著就說到：“那幽閉深居、德行高尚的美女啊，正是君子的好配偶。”在第二和第三章中，又以“參差不齊的荇菜”起興，說明君子如何追求讓他魂牽夢繞、夜不能寐的美麗女子：那就是借助琴瑟和鍾鼓的美妙樂音，通過音樂的強烈感染力，去感動那位讓作者朝思暮想的美人。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詩經》的編者將如此優美動人的情詩置於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之首呢？難道是要刻意頌揚一段純樸的愛情抑或是無意而為嗎？這就不得不提到先秦時期的編詩、用詩以及傳詩等過程，《關雎》置於《詩經》首篇正是在這些過程中完成的。據《史記》記載，孔子曾經對《詩》做過刪減，而恰恰他在《論語·八佾》中說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那個禮教重於一切的時代，處理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各種人倫關係尤為重要，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細胞組織，由此決定了夫婦之德是一切倫理道德的基礎。詩中的“雎鳩”相傳是一種貞鳥，一生忠於自己的配偶；“荇菜”也有人認為是專門采來用於祭祀活動的。最早的詩歌與音樂、舞蹈結合為一體，《詩經》中的作品最初也可以入樂演奏，用於多種社會生活中的禮俗儀式。《詩經》在編訂成書以後，在各諸侯國之間廣泛流傳，用於一係列的政治外交、宗教祭祀等活動，如《左傳》當中就有大量的“引詩”，或被作為外交辭令，或被用於規勸諷諫等。而《關雎》一篇，普遍被認為是標榜“正德”的典範而被廣泛引用。《詩三百》被升格為“經”後，《關雎》也就難以逃脫漢儒們的附庸之筆，故《毛詩序》解釋《關雎》的主旨說：
《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又說：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雎》本身的確是一首優美的愛情詩，描寫了上層社會男女談戀愛的過程，但是在編詩和用詩的過程中被道德化、禮俗化了。由於《關雎》所標榜的是“正德”，所以置於《詩經》之首也就不難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就《詩經》全書而言，其中確實不乏反映愛情婚姻的優美詩篇。如《邶風·靜女》是對男女約會場景和過程的描繪；《鄭風·子衿》寫出了女子對男子的無盡思念：“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秦風·蒹葭》在一幅朦朧的秋景中，寫出了男子對所愛之人的思念與追求；《鄭風·出其東門》則是男子的專情之語，東門之外美女如雲，但我隻愛我的“灰姑娘”；《鄭風·女曰雞鳴》則以含情脈脈的對話寫了美滿幸福的夫妻生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