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立法當“祛魅”
刊首快語
作者：潘洪其
有關傳播立法或者說製定新聞法的內容，近年來一直比較“敏感”。這裏的“敏感”更多是出於慣性心理，有人一看立法就高度緊張，仿佛一旦有了專門法律，就會變得多麼麻煩和恐怖。這種“敏感”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去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委員柳斌傑對媒體表示，新興媒體發言隨意、吸引眼球，傳統媒體管製嚴格、麵容呆板，一樣的傳播兩個尺度，讓傳統媒體感歎“戴著鐐銬跳舞”、環境不公，傳播立法的出台將終結這一局麵。看來，有關方麵研究新聞傳播立法有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要改變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實行兩種管理體製的現狀，總體上按照同一個標準和尺度，明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享有的權利、承擔的義務、必須遵循的規範和必須恪守的邊界。
這種考慮頗具現實意義。新興媒體是在與傳統媒體大不一樣的環境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其受到的約束和管製也與傳統媒體大不一樣，傳統媒體感歎“戴著鐐銬跳舞”、環境不公，絕非矯揉造作之詞。不過，立法對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實行“一樣的傳播一個尺度”，不應當是把新媒體的管理尺度大幅度收縮，以適應傳統媒體現有的管理尺度，也不可能是把傳統媒體的管理尺度大幅度放寬，以適應新媒體現有的管理尺度，而應當是在現有的兩個尺度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分割”式的平衡點，以適應並推動新媒體和傳統媒體深度融合的趨勢。
1949年後，我國的新聞媒體絕大多數都是事業單位，新聞工作者都有國家幹部身份和事業單位編製，比照公務員標準享有相應的待遇和保障。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批市場化的媒體（包括後來的一些新興媒體），它們不再被納入事業單位範疇，一些原本屬於事業單位的媒體，也逐漸向市場化、企業化轉型。供職於這些媒體的記者，有的一開始就沒有幹部身份和事業單位編製，有的逐步“蛻”下了幹部身份和事業單位編製，成為市場中的“自由人”。這種多層次、多元化的格局，給立法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和挑戰。
2011年3月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現有事業單位中，承擔行政職能的逐步劃歸或轉為行政機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逐步轉為企業；從事公益服務的繼續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強化公益屬性，政府加大對公益事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按照這個意見，立法應根據職能和屬性對媒體進行分類，一部分可明確為承擔宣傳職能的公權機關，一部分轉製成為市場化的“新聞企業”，一部分保留在事業單位序列，成為非營利性新聞機構。不同類型媒體的從業人員，從不同渠道享有相應的待遇和保障。
傳播立法事關媒體的發展和前途，也事關媒體工作者的身份定位和重大權益。現在需要給傳播立法“脫敏”、“祛魅”，讓傳播立法成為一個正常的話題，從立法機關、主管部門到媒體工作者以及普通公眾，大家都可以平和、理性地討論它，可以依法有序參與、推動立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