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這部集子的文章共有120篇，大致分為四類：一是對稅收本質、職能以及與方方麵麵關係的辨析；二是從稅收視角出發的時評；三是一些涉稅經典著作的讀書筆記；四是古今中外特別是近代的一些頗有特色的稅種介紹。
這些作品寫於2003年8月到2008年的8月，先後發表於《中國稅務》、《稅收與社會》等報刊及我的博客。
5年時間，不覺間竟然寫了這麼多，若再算上2003年出的另一本集子《享受稅收》中的110多篇，這是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
23歲那年（1976），我複員後被分配到稅務局，這並不是我的理想和興趣所在，隻是服從命運的安排，有一個謀生的飯碗而已。我的興趣在文學和政治——青年人理想主義的色彩還未完全褪盡。在文學中，稅收似乎是助紂為虐的角色，而在現實政治中，稅收則又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工具。與這樣的符號相伴，怎麼也難以自在。
在生活和工作的磨礪中，當理想的玫瑰色終於伴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化為泡影後，我開始對稅收有所用心，特別是在1985年我從事《西安稅務》（以後更名為《稅收與社會》）的編輯工作以後，由於工作也由於職責，我對稅收的認識逐漸從實踐層麵上升到理論層麵。這時我才發現，稅收原來並不像我以前認識或外界描述的那樣簡單、皮相。在稅收之中竟隱藏著那麼多關於政治的DNA。稅收之於國家，是其產生、維持、運轉的骨骼、血液；稅收之於政治，是所有公共問題的源頭；稅收之於經濟，是合理配置資源、促進發展的杠杆；稅收之於法律，是納稅人權利與義務平衡的依憑；稅收之於社會，是民眾的智慧所在、福祉所在、愛心所在；稅收之於文化，是人類文明的財富……
在稅收中，我發現了與褪去的理想和熱情相交的契合點。通過對稅收的辨析，我試圖還原其本來性質；通過建基於人的權利、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的價值觀，我試圖論證現代文明進程中的稅收應該怎樣定位。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我近年所做的這些近乎三句話不離本行的文章的主旨，那就是：從還原曾被異化了的稅收本質出發，鼓吹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道：自由、公平、和諧。
我曾經的文學愛好，使我在選題和寫作時，視野相對廣一些，對人的興趣更濃一些，始終關心在事件、言說背後的人的命運、權利和福祉。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借鑒了一些雜文等文學的寫作方法，盡可能使相對枯燥的稅收在即便對稅收不甚關心的讀者眼中，也能引起閱讀的興趣。如果要說這部集子有何特點的話，那麼以上兩點可以說是最主要的，至於能否如願，我虔誠地期待讀者的批評。
但是，說老實話，我對這些作品的價值有點不夠自信，雖然為了能言之成理，或自圓其說，這些年青燈黃卷沒少看書，惡補了不少社科經典，但畢竟我不是科班出身，要將這些作品整理付梓，心中難免忐忑。我要感謝姚軒鴿君，是他的肯定和鼓勵使我增強了信心。我還要感謝王雁女士，她熱情為我聯係高培勇先生作序，使我有蓬蓽增輝之感。高培勇先生是稅收理論研究的大家，曾進中南海為中央領導講財稅體製改革。我作為《稅收與社會》編輯，曾在2002年他來西安講學時采訪過他。他講的一句話：“應該把‘公款’叫‘稅款’”，於我有捅開一層玻璃紙的頓悟，我曾經專門為文闡述。這次他能撥冗為我寫序，我怎能不非常感激呢？！
我要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特別是責任編輯張孔明先生和美編瀏泓女士；感謝協助文稿錄入和傳遞的雜誌社內勤曹曉敏女士和文澍偉先生；還要感謝陝西商南順意印務有限責任公司的領導和員工。
我更要感謝《稅收與社會》主辦單位陝西省國稅局、地稅局，西安市國稅局、地稅局以及陝西省和西安市稅務學會，陝西省和西安市國際稅收研究會的領導以及陝西省廣大稅務員工和廣大的納稅人，沒有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我不可能在《稅收與社會》從始到終工作23年。我想，我的這個集子可以算作對他們信任和支持的一個交待，也可以算作是我這項工作結束之際交出的一份答卷。
作者
2008.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