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年過不惑的閱曆中，知道以科學家的姓名命名小行星，命名某種學科的定律，知道以民族英雄的姓名命名街道、城市、縣域乃至山峰，卻從不知道以設計某種稅收的經濟學家的姓名來命名這種稅收。直到2004年的一天，筆者在閱讀美國經濟學家格利高裏·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時，赫然看到如標題所示的庇古稅時，不由為自己的孤陋寡聞而慚愧。
慚愧之餘，筆者也暗下決心，這回一定要搞清楚這個神秘的庇古稅的所以然來。
庇古的全名是阿瑟·庇古（Arthurpiguo，1877—1959），英國經濟學家、現代福利經濟學之父。由於他最早提出了用於糾正負外部性影響的稅收方法，因此經濟學界為紀念他，而將解決類似問題的稅收命名為庇古稅。在現實社會中，即便在英國和美國，也不是真有以其為名的稅，而是將根據其建議精神立法確定的稅種在學術上稱之為庇古稅。
要了解庇古稅，先要清楚什麼是外部性。所謂外部性，是指法人或自然人的行為對旁觀者的影響。如果對旁觀者的影響是不利的，就稱為“負外部性”，如果這種影響是有利的，就稱為“正外部性”。舉例說，一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排放“三廢”，不僅影響環境，還使周圍的人健康受損，這就是負外部性。再如，某人舉辦家庭聚會，大放音響，使鄰居不堪其擾，這也是負外部性。而愛迪生聚精會神於科學研究，發明了很多新產品，不僅使他個人受益也使全社會受益，這就是正外部性。
自然人、法人的行為都是受利益驅動的，並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由於他們的行為產生的負外部性，僅僅靠他們在道德上自律是不可靠的，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也是無效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公眾利益的政府就有責任出麵解決。政府解決的方法可以有多種選擇，例如行政的、經濟的方法，還可以提出議案請求議會通過相關法律。諸種方法可以選擇其中之一，也可以相互配合聯動。
對嚴重危害社會利益的負外部性，例如把有毒的化學物質倒入水源區，政府可以製定根本禁止這種行為的法律法規。但大多數負外部性都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成本，例如各種形式的運輸工具都會帶來一些汙染的、安全的副產品，如果因噎廢食，因此而禁止所有運輸方式肯定是不明智的。政府的職責是評價負外部性的成本與利益，以便決定允許哪種負外部性存在的範圍與程度。就治理汙染，政府可以規定工廠排放的最高汙染水平，也可以要求企業采用減少汙染的新技術等。政府也可以不采用上述行政管製手段，而用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向排汙的企業提供符合社會效率的激勵，以使企業能夠產生一種減少汙染的自覺。這種政策就是稅收，為紀念最早提出這種方法的經濟學家阿瑟·庇古，人們將之稱為庇古稅。
經濟學家認為將稅收作為解決汙染的一種方法好於管製，因為稅收能夠以較低的社會成本減少汙染。例如管製可以規定每個廠把年排汙量減少到100噸；庇古稅可以對每個廠每排出的1噸汙染物征收1萬元的稅收。管製規定了汙染水平，稅收則給工廠提供了一種減少汙染的經濟激勵。顯然後者的效果要好於前者。
經濟學家認為，在減少汙染總水平上稅收和管製同樣有效。政府可以通過確定適當的稅率，而達到它想達到的任何汙染水平。稅收越高，減少的汙染也越多，直至工廠關門，汙染減少為零。
經濟學家偏愛稅收的原因在於它在減少汙染方麵更為有效率。管製要求每個工廠減少等量汙染，企業有可能達到等量的汙染後就不思進取，不想再加大成本減少汙染了，而稅收則使企業有減少更多汙染的自覺，因為減少的汙染越多，交的稅則越少。實際上，庇古稅等於規定了汙染權的價格，它把汙染權分配給了那些減少汙染成本最高的工廠。無論政府確定的汙染水平是多少，它都可以用稅收以最低的總成本達到這個目標。
庇古稅是一個良稅，它發出的資源配置的信號不會被扭曲，不會造成無謂損失。在存在如上所述的外部性的時候，庇古稅能夠通過正確的激勵使社會資源配置接近於最優，因為庇古稅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提高了全社會人的福利。
在中國的稅收中，目前還沒有類似庇古稅的稅種，但在政府的收費項目中有針對“三廢”汙染的收費，其效用類似庇古稅。已有不少研究者提出征收環保稅的建議，也就是將環保收費改為稅，以使其更規範。同時，庇古稅的思路還可以用於解決類似的生態環境等負外部性問題，不僅僅限於環境一端。
參考文獻
格裏高利·曼昆：《經濟學原理》，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