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義倉和義倉稅，不能不提及“常平倉”，它可以說直接影響和啟發了長孫平建立“義倉”的構想，如前所說，常平源於戰國李悝的平糴思想。範蠡和管仲也有類似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財力，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穀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約在這時候，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之於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設立了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五鳳元年到二年（前57—56），耿壽昌鑒於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穀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地糴穀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這一措施收到成效後，耿壽昌又於五鳳四年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逐作為一項正式的製度推行於較大範圍之內。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的“青苗法”，其思路同“常平倉”有相似之處。
漢以後曆朝曆代，常平倉興廢無常，但總的來說，開初均有設立，施行既久，由於官府掌握管理，弊端漸顯，或與民爭利，或政府所發糴本被層層克扣，或主事者貪汙挪用，或減價發糶時，被貪吏、奸商、權豪勢要者搶購一空，貧民反不能受益，常平倉徒有其名，起不到平抑糧價和備荒的作用，因而被廢。此代既廢，彼代又立，興興廢廢一直到清末。唐代詩人岑參有詩《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床。仍懷陸氏橘，歸獻老親嚐。”錄此備忘。
常平倉是政府順應價值規律，發揮政府作用，平抑糧價的行為，其出發點和實施效果都是好的，它的弊端與專製社會腐敗性質有關。義倉同常平倉有類似的地方，隻不過不是政府主導而是由政府推動，民間互助儲糧備荒。由民間互助轉變為政府稅收，既同政府無視百姓財產權利有關，也與義倉在某種程度上同常平倉性質接近有關，至少在唐代，義倉一度由政府下令，“亦準常平倉收糴”，使義倉兼有了常平倉的功能。這既為政府隨意挪用義倉儲備埋下了隱患，亦為日後政府直接管理義倉，開征義倉稅以擴大收入來源應付不虞提供了可能。
常平倉、義倉、義倉稅的出現，表明即便是專製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也要撥出部分錢財——這些錢財仍然來自於稅收或對於百姓的搜刮——來賑濟災民或進行備荒、治河、修橋、修路等必須的社會保障。這種賑濟、保障盡管是有限的、最低的、非普遍的，但仍然頑強地表明，即便是專製王朝，為了其統治的長治久安和根本利益，也會為百姓做一些善事的。何況在儒家思想占中國古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況下，政府也會主動、努力地去行一些“仁政”的。而稅收為其“仁政”提供了可能。這既可以解釋為統治者對百姓的愛護，更可以解釋為稅收公共性質的頑強表現。稅收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用於統治者的私人消費，這是稅收的基本公共性質所使然，並不以統治者的個人意誌為轉移。
常平倉、義倉自設立以來，曆經兩千多年，至今我國城鄉還留了很多遺跡，其中陝西大荔縣朝邑鎮的“豐圖義倉”至今建築完好，功能完善，還在作為糧倉使用。國內許多村鎮、街巷以常平倉、義倉命名，亦有以義倉為人名的。從中可見百姓對義倉和常平倉的感情。
參考文獻
寧可、陳得芝等：《常平倉》，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