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節後，我在一個衛視節目中無意看到，有香港市民團體舉辦一個“問財爺，怎預算”的活動，邀請港府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與民眾互動，一方麵了解新一財年港府財政預算，另一方麵也意在讓唐英年了解民眾對財政、稅收的想法和意見。活動時間無疑是精心安排的，恰在港府就要發表下一財年財政預算案之前。
現場的氣氛活躍，市民提問踴躍，百無禁忌；唐英年回答較為坦率，笑容滿麵。看著電視畫麵，我有一種感覺，那情景很像賬房先生向股東彙報，而不像高官宣揚港府政績和政策。因之有感，我寫了一篇“問財爺，怎預算”的短評，發表在《稅收與社會》2005年第5期上，意在介紹，更意在倡導，希望內地相關官員也能向唐英年學習，自覺與納稅人溝通，並接受監督。
時間一晃就是兩年。2007年元月底，我又無意間在同一個衛視上，看到了同一個活動。地點在香港將軍澳新都商場的一樓大廳，主題仍是“問財爺，怎預算”。活動由電視台進行直播。唐英年和主持人坐在一個桌子旁，旁邊圍坐著市民代表，一些購物的市民也有站在圈外旁聽或提問的。
唐英年說：去年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經濟好轉，預計稅收有所增加，加上去年政府在賣地及外彙債券等方麵收益可觀，社會普遍預期庫房或望有盈餘，所以市民對下個月的財政預算案減稅、削減醫療收費和增加福利等方麵期望相應提高。他感慨“預算‘無錢難做，有錢更難做’”。但他表示，在經濟好轉下，理財要更審慎，製訂預算時會奉行“應洗則洗，應慳則慳”的原則。應該用的錢會繼續用，如每年仍會維持290億元的市政建設開支。
市民的問題五花八門，但主要集中在減稅和增加福利以及如何使用“盈餘”方麵。
如有人在二樓憑著欄杆向底層的唐英年高聲發問：“赤字時，你說要共度時艱；盈餘時，你卻說要儲錢防饑，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減稅或者說還富於民啊？”
再如有婆婆希望財爺在政府“荷包”寬鬆的情況下，多撥些資源給社會福利機構。
還有地產代理界的知名人士建議：將可能的盈餘的一半分給交納薪俸稅的市民及企業員工作花紅，做到“藏富於民”。這樣做有利於財爺的政治前途發展，等等。
看著此情此景，我又產生了作文的衝動。但這次我不想再重複以前的話語，因為財政民主既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有機構成，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之意。即便內地進展慢些，但隻要動著，改進著，那就是好的。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個人所得稅扣除額調整召開聽證會，就是財政、稅收民主進步的一個典型例證。中國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製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隻爭朝夕”在這方麵是要不得的。
我想說的是，這種最高財政官員一竿子插到底與民眾互動的形式給我的幾點啟迪：
一是這種形式看來不是唐英年的“作秀”，而是已形成了一種慣例，即每到預算案製訂時期，就多方麵地聽取市民意見，以完善方案，減少執行阻力。
二是從民主的形式看來，有間接民主，也有直接民主，一個大國搞直接民主成本比較大，但一個地區則有可能，直接民主的好處是最大限度地聽取服務對象的意見，有利於平衡各階層利益，有利於公平。這種互動實際就是直接民主的一種形式。就內地來說，區縣一級完全可以借鑒。
三是官員直接與民眾溝通，並不是單向度地傾聽，也可以將自己和政府的難處講出來，既有助於民眾理解，也可以讓旁觀者、第三方理性分析、評價。從對話中可以看到，民眾的意見基本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義務最小化，而福利最大化，但揆之實際，這是難以做到的。旁觀者聽了、看了以後，相信也會理解政府的難處，不會一味苛求。
四是從“問財爺”之“問”字來看，類似活動並不是政府主導的，而是民間團體組織的。這說明香港民眾政治參與度較高，民主意識較強，能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從而使自己的權益得到切實保障。內地民眾特別是各級群眾組織應該予以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