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精神病痛手記
手記中國
作者：郭海平
《青春》雜誌正在策劃一個反映中國現實的“手記中國”專欄，該欄目編輯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將這些年探索精神病人藝術的過程寫出來，我說沒問題。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應，是因為這些年的經曆最近反複在我大腦中出現，甚至成了一種困擾，現在如能將這些經曆整理成文字也許可以幫助我擺脫這些困擾。
1、兒時記憶
1970年，“文化大革命”正進入到高潮，那一年我剛上小學一年級。一天下午放學回家，一進家門就發現我二哥被人捆綁著坐在凳子上，神情恍惚，看到我也麵無表情，在他身邊還站著兩位與他一起下鄉插隊的同學，我感到很反常，後來得知，因為我父親的緣故使他未能通過參軍的政治審查，他因此怎麼也想不通，連續幾晝夜讀《毛選》，希望在《毛選》中找到答案，結果精神分裂了。那一年，他剛滿十八歲。之後，他的精神分裂症幾乎每隔兩年都會複發，在這四十多年中，我親眼目睹了他在發病時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摧殘，而這種摧殘並非是來自疾病本身，更多的還是簡單粗暴的治療方式。他現在仍住在精神病院中，因長期過量使用藥物已使他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他沒有結婚，也沒有談過戀愛，一生非常悲涼。
我還記得剛上小學時，父親總是威逼我練習毛筆字，有一次因為我沒按要求寫好，他竟用縫衣針戳我的身體，戳什麼具體部位我已記不清，但那個疼痛的記憶卻非常深刻，正是這段揮之不去的記憶讓我對自己當年抗拒學習書法的原因進行過一番分析，我以為父親的教育方式是一個原因，但那個握筆、描紅的過程讓我難以忍受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甚至認為學習書法對於少兒來說同樣也是一種暴力，一種軟暴力，一種心理上的摧殘，因為少兒時期是一個人的生命最充滿生長活力的時期，而用毛筆寫字顯然不符合人生理心理發育的規律，尤其是不利於人天性的伸展。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四十歲之後我竟扔掉了所有畫筆，開始用手指直接在畫布上表現自己身心的運動與體驗，以期望達到對一切文化經驗的超越。這些經曆讓我想到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延續幾千年，這與那種強迫式的教育一定是分不開的，也正因為此，我們在今天中國人身上依然很難得看到天性的流露，其社會化程度令人心驚。
我從小到大與父親的關係一直很緊張，我從來不願與他在一張桌上吃飯，為了避免與他在一起吃飯，每到吃飯時間我都會找各種借口等他吃完後再去吃，否則不知道在飯桌上又會發生什麼衝突。十年前，他被診斷為肺癌，三個月後去世，在最後三個月時間裏主要是我陪伴他在醫院做各種檢查和治療，也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也許是因為他的身體比較虛弱，在那三個月時間裏，我們父子緊張的關係總算緩和了不少，他去世時八十歲，我三十八歲。
2、與藝術結緣
在二十歲之前，沒有人告訴我什麼是藝術，腦子裏被灌輸的都是白求恩、劉胡蘭、董存瑞、邱少雲、張思德之類革命英雄人物。對此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們與我有什麼關係，雖然那時的考試多數都是開卷，但我還是覺得難以忍受，所以沒有畢業我就提前離開了中學。進工廠不到三年，我對工廠和社會又感到失望，這讓我對生活充滿著悲觀情緒。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鄰居潘登家串門，看到三四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在一起畫畫，他們一下就吸引住了我，為了與他們多交往，我主動提出來為他們做模特兒。沒過幾個月，我就開始跟他們一起學習繪畫。沒有想到，我很快就像著魔似的深深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為了獲取更多的藝術知識，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向那些藝術青年借各種書籍、畫冊，也包括他們的筆記，我記得當時大家都非常癡迷鬱達夫的小說和薩特的存在主義，而這些知識對於我而言仿佛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由此可見，我原來的精神世界有多麼封閉和單一。
在一個全新的廣闊世界裏我忽然忘掉了過去的一切，有時甚至忘記了吃飯、睡覺和去工廠上班，在那段時間，我父親的朋友甚至對他說“你這小兒子精神是不是也出問題了”。對於這類的疑問我從未去多想，即使是他們所說的“不正常”和“精神病”我還是不會在意，因為在這個全新的世界裏，我感受到了人的七情六欲和生命的波浪起伏，這才應該是一個人的生活。但大多數正常人似乎不能接受這種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大家按部就班，循規蹈矩，他們認為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如此反差的生活方式在現實中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隨著衝突的不斷升級，我經常感到某種毀滅隨時都會降臨，那時，腦子裏出現最多的就是《哈姆雷特》中的那句“是生存，還是毀滅？就是這個問題”。
在忍無可忍之後我向廠長提出了辭職申請，廠長說我年輕，要辭職必須得到我父母的同意，父母不但不同意，我父親甚至毀了我所有的畫，他認為是繪畫讓我失去了理智，因為在當時在工廠工作還是一個鐵飯碗，辭職就意味著中斷了自己的生路。但我決心已定，我與潘登在未向父母做任何解釋的情況下離開了南京，我們開始實施偷渡去香港的計劃，在那個年代，香港似乎已經成了自由的象征，時間是1983年12月。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介紹信，我們隻能買到到廣州的火車票。我們到了廣州後就隻能靠步行不斷接近邊境，我背著一包自己最喜愛的書，手上拎著一個沉重的油畫箱。我們走了近一個月，因為當時廣東人的警惕性很高，為了避免別人懷疑，我們在途中經常用寫生做掩護，但最後還是在邊境被端著槍的武警發現。武警用槍指著我們說“你們已進入到禁區，我們是可以開槍擊斃你們的”。由於我們堅持說自己是出來寫生的，並不知道這是邊境，武警在沒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命令我們必須在當天返回到一個鄉鎮，否則就按“叛國投敵罪”逮捕我們。我們對“叛國投敵罪”並不陌生，我們兩個鄰居在文革中就曾因在家中策劃偷越國境被判刑了七年，那時他們隻是在家中策劃。在槍口和叛國投敵罪麵前，我們不得不放棄了偷越國境的計劃。
3、尋找答案
回到工廠後不久，新上任的廠長發現我如此熱愛藝術竟送我去南京輕工業設計研究所學習平麵設計，在他看來，我也許算是有理想追求的青年人。但我似乎並沒有因此就老老實實地從事平麵設計工作，雖然我很快就從車間調到了設計室。那一段時間，我找到大量的哲學書籍，我希望在這些書籍中找到關於人精神方麵的答案。偷渡失敗之後，我表麵上變得平靜起來，人也開始變得理性了，但內心深處卻隱藏著更激烈的衝突與危機。為了用文字更好地表述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利用業餘時間去南京大學讀了漢語言文學的夜大班，學習的刻苦竟讓我的視力在那時出現了急劇下降，一隻眼因為沒有及時治療而留下了殘疾。
我初次戀愛的對象是一位學物理的大學生，戀愛期間每隔兩三個月，她都會出現一種莫名其妙的心理異常表現，即因為一點小事會在瞬間內同時出現哭笑和自殘，整個時間不超過五分鍾，之後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都會有一種恐懼感，因為當時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回事，也不知道她下一次自殘會出現什麼意想不到的事。那是在1985年到1986年期間。
人的精神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令人費解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在現實中似乎很難找到答案。有一天我在路邊書攤上發現一本《醫護心理學（內部教材）》，其中關於“癔症”症狀的解釋與我那位戀愛對象的異常心理表現完全一致，雖然這時我們已經分手，但她的異常心理表現還是一直困擾著我。我買回這本書給周圍朋友們看，書中介紹“抑鬱症”、“強迫症”、“社交恐懼症”、“戀物癖”等內容讓大家感到吃驚，他們說自己身邊有很多人都有這些問題。在當時，“心理疾病”對於公眾而言完全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我從心理學角度認識人不正常的精神問題應該就是從這本教材開始的，時間大約是1987年。遺憾的是當時在中國幾乎找不到更多的這類書籍，在有限的相關書籍中我找到了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1983年出版）和呂俊華的《藝術創作與變態心理》（1987年出版），但對於如何區分“悲劇心理”與“變態心理”我還是感到比較困難，因為在美學中悲劇是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它又為什麼與心理變態聯係在了一起，這似乎有些矛盾。
我看過一本法國人布留爾寫的《原始思維》，198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對原始人精神世界的描寫給我印象深刻，他們那裏沒有“悲劇”、“心理學”、“崇高”、“變態”這些概念，也沒有精神與物質、感性與理性、主觀與客觀的區分，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應該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但文化的發展不但沒有讓人精神自由，反而卻讓人越來越複雜和困惑。很多年，我都試圖依靠知識的幫助讓自己從那些精神痛苦中掙脫出來，但掙脫的結果卻發現受到的束縛和困擾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不斷增加，這讓我想到了一種越掙脫越緊的“防脫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書店裏買到了《變態心理學》的書，我開始對它進行了研究，仔細閱讀後發現變態心理學雖然創造了許多概念，但在解釋這些概念時卻很模糊抽象，為此我又繼續尋找相關資料，但還是發現那些解釋有些牽強，尤其在表達人的許多體驗和感受方麵遠不如藝術表現的具體生動。所以，一開始我就對心理學保留了一些看法，但由於變態心理學的確也提出了現實中人的許多精神問題，如不解決，它對我們的生存發展的確會產生很大阻礙。如何超越這些障礙這就成了我的一個很具體的心病。
如何醫治我自己的心病，我雖然希望從心理學中找到一些答案，但對藝術似乎更有感情。我現在依然保存著當年寫的一篇《解除心理障礙的又一途徑——藝術診療法》，是發表在1988年12月13日的《南京日報》“年輕人”版，正是這篇文章讓我與心理谘詢工作聯係在了一起。
4、心理谘詢
1989年1月，南京團市委副書記徐傳德從香港考察回來後想借鑒香港經驗在南京開辟一條為青年人服務的心理谘詢熱線，他找到《南京日報》“年輕人”版編輯高登崗，讓他推薦合適做心理谘詢的人，因為徐傳德當時找不到能勝任這份工作的人。沒想到高登崗竟把我推薦給了徐傳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南京日報》就在1989年2月21日刊登了開辟心理谘詢熱線電話的消息。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中國人會不會接受這個新生事物，尤其是讓中國人向一個陌生人傾訴自己內心的秘密，這將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結果完全出乎所有人預料，消息在報紙上一公布，電話鈴聲就響個不停，我記得那天中午因忙於接電話竟忘記了吃飯。除了電話，我們還收到了大量的來信。為了滿足更多人的需要，除了每天接電話，我在《揚子晚報》上開了心理谘詢專欄，在廣播電台開辟直播熱線，有空還深入到大專院校舉辦講座等。麵對如此強烈的社會反應，團市委當年就將我調到團市委青少年權益部專職從事心理谘詢工作，為了讓這項工作堅持下去，團市委從南京腦科醫院、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省社科院、中醫學院聘請了一批對心理谘詢工作感興趣的誌願者，並成立了南京青少年心理谘詢中心。雖然大家都沒有心理谘詢經驗，但大家還是努力調動自己有限的知識和經驗為青少年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南京青少年心理谘詢中心應該是文革之後中國最先成立的心理谘詢機構。1989年3月7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轉載了中國新聞社的報道《南京“青春熱線”谘詢電話備受歡迎》，大量媒體的介入讓中國人的心理問題迅速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但對中國社會而言，這一切來的似乎有點突然，因為大家沒有做任何準備，即使如此，中國各個城市很快還是掀起了心理谘詢熱。那時，中國沒有心理谘詢這方麵的專家，更沒有這方麵的專業，我與徐傳德等合作將我們的經驗編輯成《走出心理的迷宮——來自青少年心理谘詢中心的報告》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還獲得了“全國優秀青年讀物二等獎”，著名心理學家高覺敷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心理谘詢就是給人以吐喉頭的骨鯁的好機會”。
隨後，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進入最艱難的時刻，在全身心投入心理谘詢工作的同時，我也非常關注藝術界在那個特殊時期的反映，為此，我寫了封《致青年藝術家的一封信》給支持中國前衛藝術的《中國美術報》，第29期的《中國美術報》在第一版刊登了這篇《致青年藝術家的一封信》，信的開始這樣寫道“今天，中國正處於一個分娩新紀元的陣痛狀態，我們的青年藝術家怎樣去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怎樣去反映這一偉大的‘陣痛’”，信中我還引用了馬爾庫塞的話“藝術不能直接變革世界，但它可以變更那些可能變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內驅力作出貢獻”。不久後，每周一期的《中國美術報》停止出版發行。
我相信馬爾庫塞所說的藝術可以變更那些可能變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內驅力作出貢獻。所以在心理谘詢中心成立後不久我就向領導申請在心理谘詢中心成立“藝術分析部”，領導很快批準了，為此，我在各高校尋找相關的專家學者參與這個項目，雖然請來了不少學者，但大家還是不知道如何讓藝術具體應用到心理治療之中，因為在當時找不到藝術治療方麵的具體資料，沒過多久，這項工作就中斷了。
5、咖啡館裏的藝術試驗
1993年，我個人很想做的一些試驗因為受到許多具體條件的限製而難以實施，這時，我聘請的一位藝術分析部顧問建議我下海經商，他是南京藝術學院的鋼琴教師，他說掙到錢之後你就可以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了。1996年，我向朋友借了37萬元在南京大學旁的青島路上開了一家名叫“半坡村”的咖啡館，之所以選擇開咖啡館，是因為很多西方小說、傳記中都寫到哲學家、詩人、藝術家們在咖啡館內尋求精神自由的內容，在我心目中，咖啡館就是精神自由的發源地。之所以叫“半坡村”的名字，是因為我喜歡半坡彩陶花紋中的神秘力量，半坡村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發源地。為了盡最大努力經營好半坡村咖啡館，我讓大學剛畢業的老婆辭去了剛找到的工作，讓她主管日常的經營，我則經常邀請藝術家來咖啡館做客、做各種藝術實驗活動。因為南京當時隻有兩三家咖啡館，所以生意也不錯，用了兩年時間就還清了貸款，之後我更加輕鬆自由了，一有空我就會在家裏畫我想畫的動西，我記得當時畫得最多的是蝴蝶標本，用得是各種表現方式，每個蝴蝶都畫到一米左右，死亡的蝴蝶一旦被放大成油畫後，就會變得很動人，仿佛它們又獲得了新的生命。
2000年，我在家附近租了一間畫室，以至於去咖啡館的時間越來越少，老婆見我不聞不問也提出不願再經營了，2002年我們將“半坡村”轉讓給另一個藝術家羅隸，這一年我與朋友於小雨、趙勤、孫偉民一起策劃了戶外大型藝術活動“曬太陽”。在這次藝術活動中，我的作品是“中國當代藝術救護中心”，我在一輛白色麵包車上印上了“中國當代藝術救護中心”紅色大字，車頂上裝了一個不斷閃爍的警示燈，在活動現場我用聽診器給很多藝術家“看病”，這算是我做的第一個行為藝術。
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大的變化還是人心，而最能表現這個人心變化的莫過於是中國當代藝術。1989年之後，中國當代藝術開始拋棄傳統美學，當代藝術家們開始用自由直接的形式表現人真實的內心世界。一二十年時間裏，中國當代藝術家們不斷挑戰中國傳統美學和道德底線，這自然引起了社會的激烈討論。在半坡村咖啡館裏南來北往的藝術家們也經常為一些觀念發生爭論，很快，我便從一個旁觀者轉變成了參與者，我之所以在“曬太陽”活動中展示“中國當代藝術救護中心”作品，是因為我認為中國人都生病了，中國當代藝術已將這些“病”表現得非常淋漓盡致。
也許是因為我沒有接受過藝術學院係統的訓練，這反而讓我在探索精神自由的途中沒有什麼牽掛和顧忌。所以，幾十年來我一直都處於自由的狀態，雖然這種自由常常會將我推向危險的境地，但也正是那種危險讓我看到了生命和精神的真相，那種生命真實的體驗是任何虛假的生活都不能替代的，或者說一旦見到了真相，就很難再忍受那種虛偽的生活。
6、關注“病”的主題
2005年，南京市美術館館長王剛希望我在南京美術館策劃一個當代藝術展，他覺得南京美術館過去的展覽大多數都是傳統藝術，他想讓公眾了解一些當代藝術。我最後選擇了“病”這個主題，我邀請國內27位當代藝術家圍繞“病”這個主題進行自由創作，對藝術家唯一的要求就是拋棄傳統手段來表現對“病”的感受與理解。
“病”展開幕當天，相關部門有位剛上任的領導對此情形不甚理解，將展覽入口處的“病”字主題揭去，他認為在公共美術館做這樣的主題非常不合適，現場受到藝術家的抗議，不少觀眾對這位領導的做法也不能理解，有位觀眾當場指出如果禁止做“病”的主題，就應該將所有的醫院關閉。第二天江蘇發行量最大的《揚子晚報》在“文化版”頭條刊登了題目為《當代藝術橫生波瀾——“病”展覽被人揭掉“病”字》，記者對這位領導諱疾忌醫的粗暴行為提出質疑。這篇報道迅速在網上傳播，不少媒體也做了跟蹤報道。事後我也寫了一篇《我們沒有惡意》，以此希望得到那些官員的理解，並告訴那些官員回避病的後果。
2008年4月7日世界衛生日這一天，我應邀參與上海證大現代藝術中心策劃的《介入：藝術生活366天》項目，在這一天我訂做了一百件印有“病”字的T恤衫在上海海洋公園向遊客免費派送，希望他們穿上它走進生活。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傳的主題是“保護健康不受氣候變化的危害”，而我卻將這一主題改成了“共同關注文化氣候對健康的危害”。第二天上海《東方早報》以《郭海平背對藝術，麵對現實》為題對我這次藝術社會實踐進行了報道。“背對藝術，麵對現實”是我向記者介紹的一個主張，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藝術已背離了藝術發展的初衷，甚至已成為讓人墮落的一種工具。我之所以不斷關注“病”這個主題就是希望藝術能正視現實的危機，並超越這些危機。我認為今天自然生態的病恰恰是源於文化生態的病。
中國人的諱疾忌醫文化根深蒂固，而這種諱疾忌醫的文化根源我認為是源於中國文化一直缺乏求真的精神。之所以缺乏求真，是因為封建社會時期極權者擔心求真將威脅到他們愚民的統治，正如在中國封建社會隻有皇帝才可以是真龍天子，隻有他才知道天意，隻有他的話才是真理。這種文化即使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依然沒有被清除。
中國是一個特別注重裝飾外表的國家，但在這些外表背後個人的內心卻成了那個華麗外表的犧牲品，這種情況在精神上更是如此，如一個人的精神一旦被貼上“病”的標簽，就意味著這個人不再被社會接受，因為一旦是精神病人，他就可能是不道德的人，危害社會和國家的人。所以在中國剝奪一個精神病人的自由，將他隔離在社會之外是被大家廣泛認同的，當然，將沒有精神病的人當成精神病人關進醫院還是會受到大家一致的指責，這就是近年在中國不斷被關注的“被精神病”現象。對此，我不知道中國公眾哪一天會關注那些被隔離在精神病院中的精神病人，因為這種沒有時間限製的隔離會對精神病人構成傷害已得到國際精神病醫學界普遍認定，但在中國之所以無人關心這個問題，主要原因還是為了維護我們這些正常人自己的利益。
7、進精神病院
我一直有深入到精神病院內了解那些被隔離的人群的計劃，我將這個想法告訴了朋友聶鷹，我知道他與精神病院關係很熟，他答應幫我實現這個計劃，並表示願意讚助這個項目。2006年初，我和聶鷹第一次去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與院長談了我想為住院病人服務，通過繪畫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這位院長說他同意我的計劃，但要與即將新上任的新院長做進一步溝通。一個月過後新院長到任，沒想到新院長不理解，而且有很多顧慮，為此，聶鷹先後請來了多位知名專家與新院長溝通，告訴新院長做這項工作的意義。新院長最後雖然是半信半疑，但還是同意我先試一個月，等初步結果出來後再決定是否滿足我三個月時間的申請。
2006年10月10日，這一天是世界精神衛生日，我攜帶生活用品和聶鷹讚助的繪畫材料和工具住進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第一天，院方安排了四五十位男女病人一起到醫院臨時安排的畫室，麵積在一百平米左右。我給每個病人發放了紙張和鉛筆，目的是為了尋找到那些喜歡繪畫並具有一定藝術天賦的病人，然後再為他們提供更進一步的服務。也許是第一天，大家都不太適應，現場有些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