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鹽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受五倉鹽；一於漣水，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荊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
可見轉般法與東南官賣鹽法形成了密切的關係。這對當時中央與東南地方的財政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以返航空船載鹽，省去了專門的運鹽費用，對漕船的合理利用，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而有人指出：“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
北宋在前代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漕運轉般法，使其不僅解決了各段運河阻滯漕船的問題，更具有了以積儲補不足、及回船運鹽等項內容，對東南漕運量的提高，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景德四年（1007），僅東南漕糧即定額為每年六百萬石，並定為永製。但是，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如組織管理不完善、對各地調濟的不夠等，特別是對某些上供物資規定過死，供需情況不明，對運費和成本很少考慮，以致造成極大浪費。如宋太宗時，上供的許多物品既不適用，又粗糙不堪，得不償失。
三 慶曆以後轉般法的充實和改造
宋真宗時期，東南漕運創下了年漕運糧食七百萬、八百萬的罕見記錄。但由於前述諸不利因素的影響，漕運量難以穩定，特別是宋仁宗即位初，問題更為嚴重，不得不將年額減為五百五十萬石。慶曆以後，宋政府乃對漕運進行了調整，並委任許元主持此項工作。許元首先加強和糴的調節作用，並建立了完整的製度。其具體做法是：發運司從中央取得一筆錢充糴本，每年定期在東南各路糴米儲於轉般倉，使“諸倉常有數年之積”，當某地無法完成漕運額時，即以儲米代為上供，稱“代發”，然後把代發米數折納為錢，稱“額斛”，加上水腳運費，由被代發的地區交納，即“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闕乏”。“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這一固定的代發製度，充分發揮了調濟補缺的功能，使漕運量的穩定有了可靠的保證，同時又有“權水旱，製低昂”之效。
當然，還應充分注意到這一措施具有的牟利作用，如蘇轍所說：“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
其次，許元在加強發運司領導職能的同時，注重六路轉運司的配合作用，改善了漕運的組織管理工作。宋初，常以淮南轉運司主持漕運轉般事務，但該司沒有監督、協調各路的職權，結果問題迭出。寶元元年（1038），發運司已成為領導和監督東南各路漕運的最高機構。於是，發運司直接指揮各路州縣漕運，集中使用漕船，稱之“團綱”，“不複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剝奪了各轉運司分擔的漕運工作。結果，發運司事務繁重，管理混亂，無法及時處理各種問題，而各轉運司則荒於配合，也給漕運造成不利的影響。為了完成定額，發運司隻得改變汴綱漕卒冬季休息的製度，在冬季出江漕運，但相應的措施和管理跟不上，又造成了許多不良後果，有汴卒不習江水，“沉失者多”的；有吏胥肆意分派汴船，敲詐勒索者；有漕卒“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等等，不一而足。
皇?（1049-1054）時，許元主持發運司工作。他針對以上問題，先奏請中央恢複了原來的製度，各路漕運仍由轉運司管理，汴船不許出江。又奏請中央同意，以發運司全權領導六路漕運，明確彼此的權限，以加強對東南漕運的統一規劃。經過許元的整頓，穩定了六路漕運的轉般形式，增強了發運司領導全局的作用和各種配合的作用，改善了漕運管理混亂的狀況。歐陽修對許元給予了高度評價：“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
許元卸任後，發運司對諸路的領導減弱。同時，各路轉運司經費不足，漕船日益缺乏。因此，發運司隻得再令汴船出江漕運。嘉?三年（1058），宋政府重申原來規定，下令東南各路按轉般法規定漕運本路物資，“發運司更不得支撥裏河（汴河）鹽糧綱往諸路”。但這一命令實際上無法得到貫徹執行。到宋英宗時，隻得默認了汴船出江的事實。
應當指出的是，在加強了各轉運司的配合和相應的管理的情況下，利用冬季閑置汴船出江漕運，是現實合理的，從而緩解了各路漕運能力不足的矛盾，對轉般法做了一定的調整。
宋仁宗時的改革，基本上消除了影響漕運量穩定的因素，是值得肯定的。但隨之而來又出現了規定僵死以及浪費巨大等問題。這在漕糧以外的物資中表現得最為嚴重。推究其源，仍在於漕運管理體製上。因為按照既定的管理程序規定，漕運的各種定額指標全由中央財政機關三司製定，發運司隻根據定額要求具體組織各路漕運，無權更改各項指標。所以隨著情況的變化，指標便與現實嚴重脫節。加上封建官僚管理的弊病，就造成上述後果。
為了根絕這些問題，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在東南漕運中實行了“均輸法”。其主要內容如下：首先，打破了舊有的管理體製，擴大發運使職權，使其“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全權負責東南漕運事務。
其次，根據京師的需要，對各項定額隨時調整，避免造成所供非所需的後果，“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
最後，運用“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靈活變通，以節省運費。
為了保證“均輸法”的實施，王安石對發運使薛向給予了極大信任，並撥給錢五百萬?、米三百萬石作本錢，使其掌握了雄厚的調節資本。在薛向的努力下，均輸法充分合理地安排漕運事務，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宋王朝對東南物資的綜合利用，緩和了供需緊張的矛盾，在轉般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漕運製度。薛向還雇募了一部分商船參加漕運，“與官舟分運，以相檢查”，減少了官舟中的侵盜現象，這一措施，客觀上還有利於民運業及商業活動的發展。
從宋初到宋神宗時期，北宋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漕運製度，合理可行，對保證東南漕運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官賣鹽法的實行和東南豐歉的調濟等方麵，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呂祖謙高度評價為“此是本朝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