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夷簡在“深結人主”方麵施展的“操術”內容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所謂的“和睦兩宮”，亦即在章獻劉太後操縱政局期間，調和太後與仁宗之間的矛盾。呂夷簡入相之時，仁宗已經成年，具備了親政的條件，劉太後雖已年逾六旬，但權力欲絲毫未減，繼續垂簾聽政，這就使得朝政處於撲朔迷離的微妙境況之中。如何處理好與兩宮之間的關係，既是執政大臣不可回避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關係到其將來政治前途的敏感問題。從有關記載來看，呂夷簡在處理這一問題時，可謂絞盡腦汁、費盡了心機。一方麵，呂夷簡在處理朝政、特別是涉及太後利益之事時，盡可能地順從太後，以取信對方。劉太後自聽政以來，朝內外一些人為邀寵而投其所好，如有方仲弓者，在太後親信宦官羅崇勳的指使下，“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權禦史中丞程琳也密獻《武後臨朝圖》，大有勸劉太後效法武則天改朝之意。呂夷簡深知此事必將冒天下之大不韙，故對此沒有支持附和，但為了贏得實權在握的太後的信賴，在其他方麵卻盡可能地順從太後之意。就在呂夷簡拜相四個月以後，首相王曾因曾反對太後在象征天子尊嚴的天安殿接受尊號冊、受群臣慶賀長寧節，而“止共張便殿”，引起了太後的不滿。太後左右姻家稍通請謁“（王）曾多所裁抑，太後滋不悅”，於是被貶出朝。這無疑給初登相位的呂夷簡敲了警鍾。當年冬至，又逢章獻太後壽辰，他一改王曾的做法，不顧範仲淹等人的反對，率群臣和仁宗赴天安殿朝賀太後，又將範仲淹請太後還政的奏疏壓下。另外，對太後“稍進外家”及外戚專橫不法之事，呂夷簡也吸取了王曾的教訓，竭力回避。如太後兄家某寵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被擢為樞密副使，呂夷簡對此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又如，天聖九年，太後之侄、蔡州團練使劉從德死，贈節铖、封國公，又“錄內外姻戚門人及僮隸幾八十人”，其恩澤待遇空前，從而引起了禦史曹修古、郭勸等四人的“交章論列”。太後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古知衢州，餘以次貶”。作為首相的呂夷簡在其中的行為是不言而喻的。明道元年，皇宮發生大火後，秘書丞劉越等官員在應詔言事中“請太後還政”，呂夷簡對此也不表態支持。明道二年，年邁多病的劉太後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參知政事薜奎等人以為不可，但主政的呂夷簡仍不加以阻攔，太後遂得以如願。從諸如此類等等的事例中，可以窺見呂夷簡順從太後、盡可能回避與其衝突的史實。
另一方麵，在一些關係仁宗地位、感情的重大問題上，呂夷簡則運用權謀據理力爭，從而贏得了仁宗的感激和信任。據史料記載，劉太後生前曾以真宗早夭長子托夢為由，將真宗異母兄弟元儼之子允初“養於禁中”，這無疑對尚未親政的仁宗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允初“既長”，呂夷簡深感不妙，遂堅請太後出允初，“命還邸中”。此舉使得呂夷簡一直到死後，仍能深深打動仁宗皇帝，這也是其之所以長期獲得仁宗信賴的一塊重要基石。還有一件令仁宗感激不盡的事是：明道元年二月，真宗順容、也就是仁宗生母李氏病死，“章獻秘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由於仁宗自幼便由無子的劉太後養育，故此時仁宗尚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這又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仁宗親政後一旦追究，主政大臣必然獲罪。於是，呂夷簡冒險主動入宮詢問李氏死訊，“太後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劉太後隨後獨自出來質問其：“卿何間我母子也”？呂夷簡則冷靜地答道“太後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後怒氣稍消。呂夷簡接著“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又一再堅決反對鑿宮牆“以出喪”的非禮做法，並通過宦官向太後表達了自己的一番苦心忠言：“宸妃（李氏）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李氏遂得以禮入葬，李氏弟李用和也特遷禮賓副使。果不如呂夷簡所料，次年太後剛死，仁宗便得知自己的身世，當有人反映李氏“死以非命”後，仁宗乃遣李用和開李氏棺查驗，“後（李氏）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後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從而打消了仁宗對章獻太後的怨氣。呂夷簡在仁宗生母李氏葬禮中的表現，可以說是他冒著很大風險據理力爭的一次舉動，也是其“操術”的一次高明運用。此舉在消弭兩宮之間芥蒂的前提下，既為贏得以後仁宗對自己的信賴打下了又一塊重要的基石，又以替太後家族長遠利益考慮說服了劉太後，同樣獲得了對方的好感。呂夷簡的這一表現還在政壇博得了很高的聲譽，蘇轍即評價說：“公（呂夷簡）能以智輯睦兩宮，無纖毫之隙”。
另外，呂夷簡對尚未親政的仁宗還不失時機地處處表現忠心。典型的事例如：明道元年皇宮發生大火後，百官欲入宮朝見，“而宮門不開”。後在輔臣的要求下，仁宗登拱宸門，群臣皆拜於樓下，但呂夷簡疑心有變，“獨不拜”。仁宗遣人問其故，他答道：“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仁宗遂舉簾見群臣，呂夷簡“乃拜”。這一忠心之舉無疑給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呂夷簡在章獻太後聽政時期“操術”的精明運用，對消弭兩宮之間的矛盾及穩定政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博得了兩宮的一致好感，從而得以“深結人主”，穩定了自己的地位。
宋仁宗親政以後，呂夷簡除了在大政問題上恪守成憲，不事更張外，又繼續運用權謀取信於仁宗，在朝中依舊保持謹慎持重的忠臣形象。在仁宗親政之初，呂夷簡首先解釋了自己以往未勸太後還政的苦衷：“大臣或及此，則太後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仁宗“以夷簡為忠”。有關呂夷簡持重表忠方麵的記載相當多，如：慶曆初，仁宗因病“久不視朝”。仁宗病愈後，“思見執政”，於是急召二府大臣。但呂夷簡聞命後，“移刻方赴朝”。入宮後，又不顧宦官和臣僚的催促，“愈緩步”。當仁宗問他何以姍姍來遲時，呂夷簡答道：“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仁宗聽罷，大為感動“以為得輔臣之體”。又如，寶元中，禦史台之長禦史中丞一職久未任命，仁宗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引起了仁宗的懷疑。不久，仁宗便質問呂夷簡禦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呂答道：“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可銓量之？”仁宗聽後連連點頭。呂夷簡在處理此事上的表現，是否如他表白的那樣純粹出自一片忠心，頗值得懷疑，權謀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卻確實令仁宗深感滿意，“自是知其直矣”。
事實上，呂夷簡雖非丁謂之流佞臣，但為了鞏固自己的官位，也經常揣摸人主之意，通過一些逢迎活動，取悅於宮廷。如宗室原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景?初，仁宗因過度沉溺女色而體弱多病，呂夷簡為博得仁宗的歡心，提議超遷宗室位秩，“宗室聽換西班官”，以致於“俸祿十倍於舊”。為了更多地了解仁宗的動向，使自己的舉動得以“稱旨”，呂夷簡還深知拉攏宦官的重要性。天聖七年九月，呂夷簡拜相初，便利用王曾罷相、自己獨主中書的機會，提高了宦官的地位，“即升都知、押班（宦官官職）班次”。慶曆初，又進一步提高宦官官秩地位“議者非之”。通過此類施恩活動，呂夷簡與仁宗身邊的宦官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往往能及時察覺到宮中的變化，采取必要的應變之策。如呂夷簡第一次被罷相後，他便迅速從大宦官閻文應處了解到郭皇後從中作梗的原因，而他以後對郭皇後的報複，也是在閻文應的配合下完成的。
呂夷簡通過諸如上述“操術”活動，博得了章獻劉太後和仁宗的極大信任，史稱：“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呂夷簡病危時，仁宗剪須和藥，以示關心。呂夷簡死，仁宗又哭著對群臣說過“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的話。
三
在取得了宋仁宗的完全信任後，呂夷簡為了進一步穩定自己在政壇的地位，再施政治操術，“黨同伐異”，以便在朝臣中造成有利於自己的局麵。在呂夷簡這方麵的權謀活動中，尤以打擊對手之舉最為重要和突出。可以說，呂夷簡總結了曆史上官場中的諸種爾虞我詐的手段，既殘酷無情，又老謀深算，縱橫捭闔，無計不用其極，常常通過三招兩式便能擊中對手要害，在不露聲色之中獲勝。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很多，其中重要的事例如下：
其一，讚廢後。據史料記載，明道二年四月，仁宗親政初，呂夷簡配合仁宗清除劉太後親信，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等皆被驅逐出朝。呂夷簡又“手疏陳八事”，提出多項施政主張。但政壇風雲莫測，仁宗回宮與郭皇後談到此事時，郭後很不以為然，“後曰：‘夷簡獨不附太後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於是呂夷簡也被罷相，“及宣製，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他最終通過關係密切的宦官閻文應知道了真相，“夷簡由是惡郭後”。所幸的是，繼任者張士遜素來無才，“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複思呂夷簡”。時隔五個月餘，張士遜罷免，呂夷簡再度拜相。呂夷簡經曆了這次打擊，除了更加謹慎圓滑外，也尋找機會報複郭後。史稱：“郭皇後之立，非上意，浸見疏”。然而在章獻太後垂簾時，郭後“恃太後勢，頗驕橫”。仁宗親政後，“上始得自縱”，美人尚氏、楊氏遂得寵。“郭後妒，屢與之忿爭”，一次在與尚氏爭執中竟誤打了仁宗，引起仁宗極大憤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呂夷簡不失時機地“因密勸上廢後”，並以東漢光武帝劉秀廢後為先例，來打消仁宗的顧慮。權三司使範諷“方與夷簡相結”，得到呂夷簡的指使，也提出了郭氏立後九年，“無子當廢”的理由。當左司諫範仲淹等人準備上奏勸諫時，呂夷簡又“奏請敕有司無得受台諫章奏”。於是終於將貴為皇後的郭氏廢黜，隨後再將繼續勸諫的權禦中丞孔道輔和範仲淹逐出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