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時期，在政壇上存在著突出的“文不換武”現象，即文臣一般不願改換武職，武將又通常難於躋身文官之列。於是，不僅昔日“出將入相”之說在北宋消失殆盡，而且士人群體也遺棄了“投筆從戎”的觀念。這一現象之所以能夠產生，完全在於宋初以來不斷壓製、歧視武將和過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結果。由此，遂加劇了當時社會中“重文輕武”風氣的流行。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出將入相”之說，文臣改任軍職、武將轉為文官的現象不足為奇。如：西漢大將周勃以主管軍事的太尉之職轉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幾度出為統兵大總管等等。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民族危亡之際，文人身上還會迸發出“投筆從戎”的豪情壯氣，如唐詩所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到北宋時期，社會上卻長期存在著文官不願改任軍職、武將罕有轉為文臣的現象，文武之間換職出現了相當大的障礙。這一現象無疑是引人深思的社會史問題。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外學界尚未有專論，惟有寧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輕武風氣的形成》（載於《學林漫錄》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黃寬重先生的《中國曆史上武人地位的轉變：以宋代為例》（載於《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年版）兩文對此問題有所涉及，但無全麵論述。本文試就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希冀有助於加深宋代社會政治史的研究。
一
有關北宋時期“文不換武”的記載相當多，試先列舉幾個文官不願轉換武官的代表性例證如下：
其一，開寶五年冬，宋太祖有鑒於因西川武將處置不當，而引起農民起義、士兵造反不斷的局麵，便考慮派遣懂軍事的文臣前往管軍。太祖問宰相趙普：儒臣中有無“武勇兼濟”者？趙普遂推薦左補闕、知彭州辛仲甫，認為其“膽辨宏博，縱橫可用”。於是，太祖當即將辛仲甫改換武職，任命為西川兵馬都監，同時令辛氏進京接受考察。
從史料記載來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難得的人才。他出身於五代時文官之家，自幼好學，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後周時，辛仲甫進入武定節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後，他繼續在郭氏手下任職。辛仲甫精於吏事，多次妥善處理了疑難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誣陷，太祖派人前來查驗。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議，冷靜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於難。更難得的是，辛氏作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據說，他初投軍時曾向郭崇學習射箭，但以後郭崇在射術上反要拜他為師。如此一來，辛仲甫在當時文臣中便頗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後，宋太祖親自在宮中對其進行測試。史稱：辛仲甫手持“勁弓”，毫不費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堅甲，行走如披“單衣”。太祖對辛氏的武功大加讚賞，便鼓勵他認真對待軍職，以後可授與刺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卻深感遺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辯道：“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表達了他鍾情文官、輕視武職的心情。太祖隻得加以勸勉：“果有奇節，用卿不晚。”辛氏隻得悻悻地走馬軍營。但以後，他卻仍然轉回文官隊列。
其二，宋真宗鹹平時，陳堯谘狀元及第，名噪一時。此後，其仕途頗暢，屢遷至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據記載，陳堯谘不僅文辭出眾，而且在射術上有名於當世，有“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士名養由基）的佳號。“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保持來往，但遼使到開封後，常挾能騎善射之長蔑視宋朝。真宗為了挽回臉麵，也打算在文臣中尋覓“善弓矢、美儀彩”者，以陪伴對方出入靶場。於是，有人就推薦了陳堯谘。真宗有意讓陳氏轉為武職，便托人給他帶話：“陳某若肯改武，當授節鉞（即節度使）。”按：節度使為當時武將最高軍銜，俸祿甚至優於宰相。但當陳堯谘將此事稟告其母後，陳母大怒，一麵杖打其子，一麵憤憤地責備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閥閱，忍呼？”此事遂寢。
宋仁宗天聖時，由於陳堯谘與執政大臣不和，遭到謗言。結果，“方以詞職進用”的陳氏，突然被宣布改為與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觀察使的武職，調任知天雄軍。這顯然屬於排擠貶逐之舉，自然引起狀元出身的陳氏的強烈不滿。史稱：“堯谘內不平，上章固辭。”垂簾聽政的劉太後為了安慰他，特親自加以召見，“敦諭之”。陳堯谘無奈，隻得屈從。後其雖官至節鉞，卻終於未能像兩位乃兄那樣步入中書，隻能抱恨死於地方衙門。值得注意的是，陳堯谘晚年性情極為暴躁，所謂“多暴怒”，動輒便對屬下揮舞大棒。這又很可能是其極度失意情況下宣泄積怨的一種表現。
其三，宋仁宗慶曆中，左司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範仲淹與文臣韓琦、龐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對夏戰事。也許是出於鼓勵軍隊士氣的考慮，宋中央突然下令，將範仲淹等四位文官統帥的文職同時改為屬於武職的觀察使。範仲淹接到這一任命後，上書堅決辭之。他向皇帝這樣說道：“觀察使班待製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二人均為觀察使銜帶兵將領）為伍，第恐為賊所輕”。史稱其言辭“甚切”。由此可見，即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範仲淹，雖勇於指揮作戰，但也不願充任武職。繼範氏之後，龐籍和王沿也先後上表堅辭，“不肯拜”。當時唯有韓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給天子的上啟中表示了忍辱負重的意思：“雖眾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寇仇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不久，宋仁宗隻得又恢複了四人原來的文職。無獨有偶，據《宋史?張旨傳》記載，當時一名叫張旨的地方官堅守城池，打敗了西夏軍。事後，範仲淹、歐陽修等人推薦其“鷙武有謀略”，宋廷遂改任其為武職，但張氏同樣“固辭”，此事隻得作罷。
其四，宋哲宗元?時，蘇軾曾幾次向皇帝舉薦一名“不幸”淪為武職的文士。據蘇軾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豐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徑通過了省試。何氏雖屢挫於科場，但卻飽讀兵書，善於論軍談兵。在最後殿試時，宋神宗對其兵學見識頗為欣賞，便問他可否充任武職。何去非“不敢違聖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武學教授之職。以後遷至武學博士，先後著有《何博士備論》、《司馬法講義》及《三略講義》等兵書。蘇軾與何氏相識後，歎服其才學，認為其識度高遠，有補於世，於是在元?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薦何氏。蘇軾在上奏中稱：何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蘇軾建議允許其換為文資，仍做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以後，在蘇公的關心下，何去非雖轉為文資性的承奉郎，但畢竟因為有武職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學教授，官職明顯降級。如蘇軾所說：“比於博士，乃似左遷”。次年十月，蘇軾再次上奏替何氏鳴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這樣的有用之才。然而，以兵學見長的何去非最終不過做到州通判之類的地方官。諸如此類記載，在北宋可謂不勝枚舉。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著以從軍為恥的觀念，少有願意改換武職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書左丞陳恕臨終前因為其長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錢財，為了發泄不滿，竟向真宗訴說不肖之子常與無賴交友，又好習武，所以請求將其黜為外地軍官。不過，真宗考慮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淪為軍伍，還是授以陳恕之子外州司馬之職。
二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曆史而言，不能說沒有接受，甚至主動要求換武的文官，但有關這方麵的記載既不多見，其結局又常常相當淒慘。如：
其一，宋初文壇俊傑柳開，雖以進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厭煩地方官的案牘瑣事，遂在太宗朝上書要求進入軍旅，報效沙場。於是，柳開由殿中侍禦史的文職改換為崇儀使的武職，一度到河北前線任職。然而，以後柳開卻難以施展抱負，隻能輾轉、困頓於地方，最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職之位。不僅如此，柳氏因為有了從武的經曆，最終還在士大夫筆下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強於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書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難以繼續擔當重任，不久便被改為同州觀察使的武職，出知陳州。之後，李仕衡受到女婿、樞密使曹利用獄案的牽連，被貶為左龍武軍大將軍的閑職，遭到分司西京（洛陽）看管的下場，抑鬱而終。
其三，天聖時，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李維在使遼期間，曾奉遼帝之命即席而就《兩朝悠久詩》，頗得對方的讚賞。還朝後，仁宗依慣例欲擢李維為樞密副使。但有人指責李維在遼國寫詩時“不當自稱小臣”，有辱本朝體麵。結果，李氏僅得到刑部尚書的虛銜。史稱：李維在翰林之位上任職已久，“厭書詔之勞”。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擊，心灰意懶，便拒絕接受新頭銜，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換武官。李維遂出為相州觀察使。不料，李氏換武的任命公布後，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議。有言官上奏彈劾道：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按：北宋觀察使雖名位不顯赫，更無實權，但俸祿卻不薄。如李維所任翰林學士承旨的官職，月俸錢不過120貫，而觀察使的月俸錢則為200貫，其俸祿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基本相同，這種俸製規定是宋初收兵權時給武將的一點經濟補償。所以，身居清華之位的李維仕途受阻後，轉求觀察使的舉動，雖在情理之中，卻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