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瑰寶無人所知，得以保存完整。
近年來，上林縣人民政府、廣西民族學院等單位認識到其價值，組織小組，整理深入研究，至1994年列為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12月在廣西上林縣召開“上林唐碑唐城學術研討會”。國外專家學者亦參加，極為隆盛。筆者有幸出席，並提交論文，題為《廣西上林縣唐代石刻〈韋敬辨智城碑〉初探》（2003.11.27），約5萬字，因篇幅較長，而當時未睹實物，僅據拓片影印本，故至今未能修改付梓。借嶺南專題編輯之便，淘出舊稿，根據實地考察原碑之發現，又參酌會上學術交流之收獲，略作刪增，謹為嶺南研究提供少許材料，敬祈大方斧正。
《智城碑》價值在何處，筆者認為：（一）形態：《智城碑》刻在懸崖，保存較好。摩崖石刻，即原始資料。石刻之資料性，勿庸贅言，極為可靠。（二）內容：廣西唐代石刻現存者極少，且多在桂林，又題名、題榜居多，記事者較少，長文更少，而《智城碑》越1200字，極為寶貴。記事內容，主要是少數民族建羈縻州原委。關於唐代嶺南少數民族及其羈縻州，於史籍中罕見。雖有《舊唐書》卷197《南蠻傳·西南蠻》，而西原蠻之事寥寥無幾，《新唐書》卷222下《南蠻傳·西原蠻》雖較詳，然記事始於安史亂以後，至於天寶以前，無從得知。《智城碑》足以彌補史載之遺漏。（三）作者：少數民族。唐代嶺南羈縻州，除兩《唐書》以外，王建、韓愈、柳宗元、許渾、朱慶餘、段成式等詩文皆有描述，而作者均為外來之人、北方漢族官僚，《智城碑》作者則為其地居民，觀點、立場自是不同。（四）時代：《智城碑》作於武周時期，作者雖是少數民族，又處於嶺南偏僻之地，卻用武周所定新字。又，兩《唐書·西原蠻》記載天寶以後，唐人詩文雖有記錄，卻始於中唐。
從形式、內容、作者、時代等各方麵看，《智城碑》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並作者通文墨，駢文工穩，楷書謹麗，石刻至今保存完善，允稱廣西瑰寶。一《韋敬辨智城碑》校勘
1.校勘資料及其關係
如今研究最詳確者，即上林唐碑校釋研究整理小組《〈大宅頌〉〈智城碑〉校證和注解》（2003年12月會上發布），而惜有不少資料未及參用。據筆者基礎調查，有關文獻記載，包括錄文、拓片、考證，約有四十多種。
《校證》參校資料，主要九種：《筆述》、清《誌》、民《誌》、《概要》、《碑文集》、《校釋》、黃《通史》、新《縣誌》、張《通史》。至於清人錄文，參用頗少，如《金石》《碑記》《績語》等不可缺。《概要》以下今人錄文，因《校證》已參用，本文一概不用。
校勘資料可分為兩類：一則稱《韋敬辨智城碑》者，碑刻尚存，碑末有落款，為韋敬一所作，今稱“甲類”或“甲文”；一則稱《韋公厥智誠峒序》者，今惟有文獻記載，亦無記其作者姓名，而自宋至清以為韋敬辨所作，今稱“乙類”或“乙文”。甲類一千一百多字，乙類二百多字。二者篇幅不同，題名亦異，而內容多相符。蓋後人刪改甲文為乙文，後文詳考。乙類雖非原文，而足以參正。
《校證》雲：“完全按照原碑各字的筆畫進行摹寫。”（頁1）雖較前《摹本》完善，但仍有錯字缺字不少。民國以前著錄，諸如《筆述》《金石》《碑記》清《誌》《績語》民《誌》，皆錄全文，其中《金石》《績語》最忠實於原刻字體。《碑考》《求是》《求真》錄文不全，而考證居多。清《全唐文》未收碑文，至於《新唐文》收入，而篇末注明出自“《八瓊室金石補正》四四”，乃據《金石》新錄者。《全唐文》收《韋公厥智誠峒序》（即乙類）於卷946（即編入“釋道”之後，“闕名”之前），以為“韋敬辨”之作，而《新唐文》據《智城碑》（即甲類）落款視為“武則天時人”，故以韋敬辨《韋公厥智誠峒序》及韋敬一《智城碑》俱移入於卷236。
《北拓》，朱拓本，章鈺（1865—1937）舊藏。該書簡介雲：“在廣西上林東五十裏下無二團寨賈村之三畔嶺下，張彥生稱碑在桂林智城洞，清嘉慶間陳壽祺訪得。”張氏之說見於《善本碑帖錄》（1984年）所收《唐智城碑》，而此說有誤。“上林東五十裏”即今上林縣智城洞所在地，非“碑在桂林智城洞”，不知“上”誤作“桂”與否。此外，《帖錄》錯誤不少，後考。《北拓》拓印不精。《碑文集》釋文，據“1963年所拓”（見《說明》頁3）。《廣拓》，據廣西省博物館所藏，不詳何年所拓，視《北拓》善多。
謝啟昆《〔嘉慶〕通誌》卷215至卷229為《金石略》，計十五卷，又嘉慶六年（1801）編為《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嘉慶〕通誌》卷229、《粵西金石略》卷15《待訪目錄》，有《韋厥碑》條，附《唐韋公厥智誠峒序》，同文又見於《〔嘉慶〕通誌》卷100《山川略·思恩府》“智誠洞”條下。
《智城碑》何時發現，有二說。至今一般認為，嘉慶間陳壽祺訪得，如《北拓》簡介雲：“張彥生稱碑在桂林智城洞，清嘉慶間陳壽祺訪得。”張彥生《善本碑帖錄》（頁118）雲：“碑在廣西桂林智城洞，嘉慶間陳壽祺訪得。”《北拓》蓋據此。稍前，楊震方《碑帖敘錄》（頁185）亦雲：“清嘉慶中在廣西出土。”早在清末已有此說，如葉昌熾《語石》卷2《廣西二則》雲：“長君幼丹通守，自龍州寄貽《韋厥智城山碑》（自注“但見王象之《輿地碑目》”），餘驚歎以為未曾有。時亡兒在側，告餘曰：‘是嘉慶中已出土，陳恭甫有跋數千言，考證詳博。’亟取《左海文集》披閱之，良信。後在廠肆見一舊拓本，索高價，（陳）恭甫手跋焉。自亡兒化去，每檢石本有疑義，無可諮決，故篋塵封，亦不知流落何所，悠悠蒼天，此恨千古。”葉氏誤以“韋敬辨”為“韋厥”，因據《輿地碑目》之故，其實一物。陳壽祺（1771—1834），字恭甫。稍後，又歐陽輔《智城碑》（《求真》）雲：“嘉慶中廣西出土，陳恭甫首得之，作跋千餘言，載於《左海文集》。葉昌熾雲：此碑中兩行有脫誤字……。”據此，“嘉慶間陳壽祺訪得”之說似出自陳壽祺《左海文集》。其實，此說不見於陳氏書中。《左海文集》有《唐韋敬辨智城碑考》，卻雲：“自宋以來金石家未之見也。候［侯］官（福建）李侯蘭卿蒞郡始披討而獲之，傳於海內。琳瑯圭璧之寶，曷足喻哉。侯詒餘拓之。”葉昌熾、歐陽輔俱似未閱《左海文集》。歐陽輔蓋引葉氏語，或據葉氏說而已。李彥章（1794—1836），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蘭卿，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道光六年（1826）出知思恩府。上林縣屬思恩府。稍後，張祥何《筆述》自序雲：“《上林智誠洞唐碑》，道光間始有搨本，字約千餘。而《（〔嘉慶〕廣西）通誌》所載僅二百餘字。不知何人刪改。因並錄於後，以補金石之缺。”又篇末按語雲：“粵西，唐碑絕少。《智城洞碑》向無拓本。閩李彥章守思恩（府），物色得之，拓以贈人。計字千餘。而《廣西通誌》所載僅二百餘字。不知何人刪改。”此合《左海文集》所述。張祥河（1785-1862）曾在道光二四年（1844）任廣西布政使，其說可置信。據此得知，李彥章始搨於道光初，後贈陳壽祺。陳壽祺，嘉慶四年進士，福建侯官人，與李彥章同鄉，即其長輩。
上林縣整理小組《校證和注解》（頁3）《前言》提及“碑的地點訛誤”雲：“明明都在上林，但有的著述卻說在象州，或說在融州，或說‘在龍州關外’。”其“在龍州”之說出於《語石》，卷1《唐十四則》雲：“《廖州刺史韋敬辯［辨］智城碑》，在廣西龍州關外。”卷2《廣西二則》亦雲：“長君幼丹通守，自龍州寄貽《韋厥智城山碑》。”此“龍州”蓋即太平府龍州縣，位於思恩府之南。葉昌熾未知碑之所在地，因“自龍州寄貽”，故雲“在龍州關外”爾。然《左海文集·唐韋敬辨智城碑考》開頭顯有“智城洞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東五十裏。碑高……”等語，又末有“候［侯］官李侯蘭卿蒞郡始披討而獲之。……侯詒餘拓之”之語，葉昌熾為何自語“亟取《左海文集》披閱之，良信。”難以理解。
總之，《智城碑》由李彥章拓於道光初，寄同鄉先學陳壽祺，後廣知而行世。今人“嘉慶間陳壽祺訪得”之說，必誤，出於葉昌熾《語石》，而葉昌熾似未檢《左海文集》。
2.校勘、釋文
《智城碑》原文24行，每行47字。張彥生《善本碑帖錄》雲：“行五十字。”不準確。雖有數行五十字，而皆為後人在行末補刻二三字者。
3.復原、斷句
今據此複原，又試加斷句，以供參酌。碑文異體字甚多，如武周新字及若幹俗字，一律改為正體字。
《廖州大首領、左玉鈐衛金穀府長上左果毅都尉員外置、上騎都尉、撿挍廖州刺史韋敬辨智城碑》一首並序
若夫仰觀天文，有日月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嶽瀆山河之鎮。赤城、玄圃，闢昆閬之仙都；金闕、銀臺，烈瀛洲之秘境。皆陰陽蓄泄元氣，崩騰撗宇宙之閒；苞括群靈，眇邈出埃塵之外。自王子僑羽登霄漢，襟情與造化齊功；誌想與幽冥合契者，難□得而躋焉。然則，智城山者，廖州之名山也。直上千萬仞，周流數十裏。昂昂焉，寫嵩、岱之真容；隱隱焉，括蓬、壺之雅趣。丹崖硌崿，掩朝彩以飛光；玄岫廞巇，含暮煙而孕影。欑峰峭，槧碧蓋以舒蓮；駭壑澄淵，紉黃輿而湧鏡。懸巖墜石，奔羊伏虎之形；落澗翻波，掛鸖生虹之勢。幽溪積阻，絶岸崢巆；靈卉森羅，嘉禾充仞。疎藤引吹，聲含中散之弦；密篠承風，影傾步兵之鉢。靈芝挺秀，葛川所以登遊；芳桂藂生，王孫以之忘返。珍禽瑞獸，接翼連蹤；穴宅木棲，晨趣昬嘯。歌鸎囀響綿蠻，成玉管之聲；舞蝶翻空颻揚，亂瓊粧之粉。爾乃郊原秋變；城邑春移。木落而天朗氣清；花飛而時和景淑。則有丹丘之侶、玄圃之賓，飛羽蓋於天垂，拖霓裳於雲路。繽紛鸖駕，影散緱山之塵；髣髴龍輿，□□□□之水。兼乃懸瓢荷蓧之士，離群棄代之人，或擊壤以自娛，時耦耕而盡性。清琴響亮，韻雅調於菱歌；濁酒淪漪，烈芳香於芰席。實乃靈仙之窟宅、賢哲之攸居。複澗連山，真名勝境。重巒掩暎氤氳，吐元氣之精；疊嶂糺紛泱軋，納蒼黃之色。壯而更壯，寔地險之不逾；堅之又堅，信丘陵之作固矣。
韋使君，性該武禁，藝博文摳。覩禍福於未萌，察安危於無像。往以蕭牆起釁，庭樹暌陰；蓄刃兼年，推鋒盈紀。遂乃處茲險奧，爰創州廬，烈位頒曹，砥平繩直。周迴四麵，悉愈雕鎸；絶壁千尋，皆同刊削。前臨沃壤，鳳粟與蟬稻芬敷；後邇崇隅，縠霧與翠微兼暎。澄江東逝，波開濯錦之花；林麓西屯，條結成帷之葉。傍連短嶠，往往如陻；斜對孤岑，行行類闕。表山內水，作暴客之咽喉；澗戶湯池，爲姦宄之鈐鍵。重門一閉，無勞擊柝之憂；溝洫再施，永絶穿窬之患。故得冤蹤退散，俱懷內和之情；怨跡銷亡，宜申外禦之誌。重乃恩逾魯衛，意洽金蘭。同氣之義寔隆，股肱之情彌重。豈不恃名山之景祐，託靈嶽之鴻威。奠危躅於安扃，靜災塗於美術。至於小池淺渚，猶彰文士之歌；況乎崇嶽神基，罕得緘於明頌。聊鎸翠巘，勒此徽猷，庶地革天□，□□□不朽。其詞曰：
天地寥廓，陰陽迴薄。五鎮三山，千溪萬壑。
積澗幽阻，攢峰磊硌。神化攸歸，靈祇是託。
其一。
崇哉峻嶽，上高於天。澄澹韞鏡，峭舒蓮。
虛窓寫月，空岫含煙。藤蘿鬱蓊，林麓芊。
尋之無極，察之無邊。洪荒廓落，鹹歸自然。
其二。
碧嶠廞巇，丹崖昭晣。玉室玲瓏，氷泉澄徹。
浮丘翫賞，子喬登謁。眾化所都，群靈之設。
其三。
峰岑隱暎，巖穴杳冥。崩騰岸響，飋風聲。
□□□□，蘭茝馳馨。田家酒濁，澗戶琴清。
烈真登陟，靈仙所經。超超忽忽，元氣之精。
其四。
靈山作固，中連外絶。斷岸成陻，孤峰爲闕。
擊柝韜刃，穿窬罕越。因茲隔礙，鹹歸忻悅。
其五。
同氣情申，鬩牆訟息。尺布□裁，鬥粟分食。
切切其心，怡怡其色。再洽股肱，□□□□。
其六。
川原泱軋，崗巒紛糺。險隘難踰，襟期易守。
處之者逸，居之者久。永棄危亡，長歸遐壽。
作誡後昆，垂芳來冑。一勒豐碑，□□弗朽。
其七。
維大周萬嵗通天貳年，嵗次丁酉，肆月丁卯朔，柒日癸酉，撿挍無虞縣令韋敬一製。
4.用字特點
經如上校勘得知，《智城碑》原文24行，每行47字，包括行末補刻字在內，共有1108字。今綜述用字特點。
異體字：《智城碑》異體字繁多，乃特點之一。《智城碑》少有剝落漫漶，又異體字甚多，因此釋文極其困難。陳壽祺《碑考》錄文最早而未及全。釋錄全文，始於張祥河《筆述》，而誤訛不少，集中於後數行，蓋所用拓片不善也。陸增祥《金石》、楊翰《碑記》、魏錫曾《績語》等，時代接近，比《筆述》晚約三十年。其中，《金石》抄錄最忠實審慎，又字體及人名、地名皆備考證。《績語》錄文亦忠實於原刻，辨字亦比《金石》多，如“難”、“飛”、“裁”、“豐”等，蓋拓本較善也。惜《摹本》《校證》未得參見《碑考》《金石》《碑記》《績語》。今人《新唐文》則據《金石》收入，而錯字甚多，僅就與《金石》不同者而言，亦有三十字之多，如“穴宅”作“冗宅”，“擊柝”作“擊拚”，“溝洫”作“流洫”，“巖穴”作“嚴冗”，“作誡”作“作試”，“悉”作“恙”，“葉”作“棄”，“革”作“草”等等，於義不通，訛字明顯，因異體字為多，又因《金石》忠實原刻，故多致誤釋。《唐文補遺》亦據《金石》，而錯字卻少，可從。
異體字確多，故《新唐文》釋文如此多誤。此為今人所感。其實，何以認為異體字，定義頗難。在唐代，統一字體推廣，殆始於大曆間後。太宗時，孔穎達等勘定《五經》，高宗永徽四年（653）頒布。顏師古參與勘定，親自整理字體，以楷書示範，時稱《顏氏字樣》，稍後杜延葉續修，不得普及，故顏元孫重新編撰，稱為《幹祿字書》一卷。大曆九年（774），托顏真卿書寫刻石，遂得速傳天下。稍後，張參等準敕覆定《五經》字體，大曆十一年（776）成為《五經文字》三卷，直至晚唐開成二年（837），唐玄度準敕覆定石經字體，補定為《新加九經字樣》。《幹祿字書》以“正”、“俗”、“通”分別字體，又舉出使用範圍，時以為準則。
土俗字：廣西早有土俗字，見南宋範成大《桂海虞衡誌》、周去非《嶺外代答》，據此推測，有可能唐時已使用。今有不少學者認為韋敬辨所作《大宅頌》中有壯語方塊字，暫不談及《大宅頌》用字，《智城碑》則皆無壯字。嶺南土俗字，會意造字為多。《桂海虞衡誌》《嶺外代答》所錄約二十字，其造法如：以“不”加“長”為字，“音矮，言矮則不長”，以“大”加“坐”為字，“音穩，言大坐則穩”。漢揚雄《方言》亦多錄楚越語，造法與漢賦中所見新字相同，大致以形聲結構造字，與唐宋嶺南土俗字造字法基本不同。《智城碑》作者所用文字種類較多，《碑》文1080字中（不包括缺字及行末補刻字）約有730種，又熟知漢族傳統造字法而自造新字，可見作者受中原漢族文化薰陶之深。
避諱字：此《碑》作於萬歲通天二年（697），當避太祖“虎”、世祖“昺”、高祖“淵”、太宗“世民”、高宗“治”等唐帝諱字，或缺筆或代字。《碑》中有“虎”、“淵”、“泄”、“棄”、“昬”、“眠”，皆未避諱，如“棄代”，陸增祥《金石》雲：“棄代即棄世，避諱改寫。”故《金石》又雲：“泄字及從民之字，又不盡避寫。蠻俗或未諳令式耳。”此說難以成立。若“棄代”本為“棄世”，雖以“世”為“代”，而“棄”字未避。《舊唐書》卷4《高宗紀》顯慶二年雲：“改‘昬’、‘葉’字。”凡字中有“世”、“民”者，當為太宗李世民避諱。“棄”字當時用“棄”，然《碑》仍用“棄”，故非“棄代即棄世，避諱改寫”。至於“蝶”、“溝”，《碑》文均從“雲”，似避諱，然此字當時已成通字普及。除“世”、“民”外，《碑》中尚有“虎”、“淵”，皆未避諱，如何解釋。可知作者李唐諱字並非“不盡避寫”，而盡不避寫。
此《碑》於武周帝諱則不同。武則天諱“照”，有新字，當時代避諱而用“昭”字。《碑》中無“照”字，亦無“昭”字，而多“暎”字，恐與武後之諱有關。“暎”即“映”，義亦通“照”，故《求是》“□霧與翠微兼暎“作“□霧與翠微□照”。又則天之祖諱“華”，如《唐會要》卷70《州縣改置》雲：“華州：垂拱元年（685）避武後祖諱，改太州。”亦避諱缺末一筆，或用“花”。此碑竟無“華”字，而有“花”字二處。可謂盡避武周諱字。
至於陸氏“蠻俗或未諳令式耳”之說，亦非是。作者韋敬辨等人即少數民族，後文詳考，其地處於嶺南西南邊緣，確屬“蠻俗”。《智城碑》署韋敬辨之結銜作“廖州大首領左玉鈐衛金穀府長上左果毅都尉員外置上騎都尉撿挍廖州刺史”，《金石》考證雲：“‘左玉鈐衛’，即左領軍尉，光宅元年所改。‘金穀府’，屬洛州左果毅都尉。當是內屬時所授之職。”武則天光宅元年（684）改左領軍衛為左玉鈐衛，中宗神龍元年（705）複舊名，太宗貞觀十年（636）改車騎將軍置左果毅都尉。《智城碑》作於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距光宅元年（684）晚十多年。然而若嶺南蠻俗“未諳令式”，則為何使用武周新字如此嚴謹。武則天製定新字始於載初元年（689），有“照、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十二字，證聖元年（695）又製定“證、聖、國”三字，《碑》無“照、臣、載、初、正、證、聖、國”等字，而“天、地、日、月、星、年”等皆用武周新字。“君”字有一處，未用新字。據了解，武周新字“君”本與“臣”相對所造，故謂人君，則用新字，若謂人臣，如“……君”、“君諱……”等一般敬稱及“君子”等詞語，不必用此。此《碑》武周新字應有盡有，可謂無一違令式。
此外，尚須注意者，乃大字之用。《唐會要》卷26《箋表例》雲：“天冊〔萬歲〕二年（696）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施敕行製及內外官司奏狀文案，並〔作〕大字。”《大宅頌》寫為“永淳元年（682）歲次壬午，十二月五日”，未用大字，《智城碑》則寫為“大周萬歲通天貳年（697）歲次丁酉，肆月丁卯朔，柒日癸酉”。天冊萬歲二年（即萬歲登封元年）二月公布後僅一年二月而已用大字。
要而言之，《智城碑》作者絕非“蠻俗或未諳令式耳”，反而遵守嚴謹。“廖州”，嶺南羈縻州之一，後文詳考，其地屬“蠻俗”，當時羈縻州亦當每年遣使上京朝貢。《唐會要》卷24《諸侯入朝》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