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一半，點到為止”，這是一種策略，多被小人用在讒毀誣陷的場合。讒毀誣陷一般沒有事實依據，倘若直截了當地生編亂造和妄下結論，其險惡用心則過於明顯，而且謊言易被揭穿、結論難以成立。相反，通過運用“話中有話、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讒毀誣陷者不僅掩飾了自己的險惡用心，同時又使攻訐手段顯得含蓄而留有事後自我辯解的餘地。
隻講表麵現象，不作實質結論，“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吞吞吐吐，似有難言之隱；似隱卻露，故作弦外之音。聞者不難從中領悟辨識話中之“話”，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此種手段的“妙處”在於：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擔明言的責任；言者未做結論，便無強加於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達的關鍵內容卻盡為聞者所知，其目的已然達到。
中國古代曆史上，撥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間，曾發生了一場廢立太子之爭。受寵的武惠妃極力構陷太子李成，企圖以自己的親生兒子取而代之。唐玄宗聽信了讒言，召集宰相會議，打算廢掉太子。正直的宰相張九齡，從穩定政局和維護禮法的角度出發，公開反對更儲，並明確表示：“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同時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卻另有一番表現。他當眾“無所言”，不發表任何意見，退朝之後卻暗地裏通過宦官轉告玄宗說：“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此番話雖然沒有直接針對更儲問題做出明確的表態，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卻是十分明顯的；既間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讚同廢掉太子的態度，同時又影射攻擊了政敵張九齡“幹預”君主的“家事”。
清朝道光年間，軍機大臣曹振鏞當政之時，對政敵打擊往往不動聲色，卻“言到敵敗”，非常奏效。曹振鏞在乾隆年間中進士，做過翰林，到了嘉靖年間就連連升官，可謂飛黃騰達，一直升為尚書、大學士。到了道光年間，他更是如魚得水，晉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畫圖紫光閣。曹振鏞81歲高齡去世後，諡贈“文正”。“文正”的諡號清朝有特別的意義，不僅是對故世大臣的最高評價，還說明了滿清統治者對人的高度信任。縱觀整個清代，享受這種殊榮的也不過七八個人。
曹振鏞作為一位漢族官僚，是有顯赫的武功呢，還是有過人的才能？這兩樣他都沒有；那麼，他為什麼曆仕三朝，不僅沒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煩，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寵愛，仕途越來越順，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麼訣竅呢？
別人對他的為官之道都懷有一種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門生向他討教，問他作為三朝元老，是怎樣深受皇帝的寵信的，他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隻回答了六個字：“多磕頭，少說話。”意思是說，對皇帝、對上司，要多表示順從，少發表自己的意見。其實，這沒有什麼神秘的，對於這一點，今天的人大概體會最深，不用特別解釋。但需要特別解釋的是，少說話並不是不說話，不說話是傻子，少說話則是聰明人，關鍵看你在什麼時候說話，說什麼樣的話了。
曹振鏞對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還是政治比較安定，經濟比較發達，百姓的生活相對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後，各方麵的矛盾都顯現出來，逐漸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實行新政以來，出現好轉的政治局麵此時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製度已有過時之嫌，許多大政無不弊端累累，積重難返。地方官員在具體處理事務時遇到了很多問題，他們紛紛把這些情況上報朝廷，等待皇帝拿出辦法。每天堆在皇帝麵前等待批閱的文件有幾大撂，道光實在應接不暇，搞得十分煩躁。但如果不看這些奏折，又會落得個荒廢政務的惡名，這種煩躁的情緒表現得十分明顯。
曹振鏞經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圍，又善於察言觀色，對此深有了解。他經過一番琢磨，決定在合適的時機向皇帝“奏上一本”，為皇帝“分憂”。他一反往日“少說話”的常態，發表了如下的高論：
“今天國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無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裏講一些危言聳聽的話，其目的無非是為了博取直言的虛名，哪裏是對國家盡忠！對於這些沽名釣譽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會蒙受拒諫的壞名聲。依臣之愚見，陛下今後隻要在批閱奏章時選擇其中的細枝末節上的錯誤，降旨嚴厲斥責。臣下就會懾於您的聖明與天威，知道陛下對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