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君士坦丁開始嚐試，他開始試圖拉攏基督教的上層，當然起初的時候這種做法是很隱晦的，因為無論是出於維護羅馬一貫的自由傳統還是防止被基督教認為這是主動的妥協和退讓，君士坦丁都不可能完全表現出對基督教的另眼相看。
但很快，君士坦丁就發現到自己的慎重似乎有些多餘，因為曆經幾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基督教雖然仍根基未變，但卻已經較之最初誕生時有了明顯的不同，特別是那些上層領導者和高級教士。這些人通過接觸已經被證明早已不再是和他們所尊奉的先輩一樣，通過樸素的精神教諭、信仰感化和不屈意誌來領導教會了，他們已經從一次次血腥的殺戮中學會了使用‘更文明’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主張。
簡而言之，基督教已經不再是一個野蠻而狂熱的原始宗教，與之進行政治層麵的交談已然可行。於是，在經過充分的考量之後，君士坦丁頒布了《米蘭敕令》，宣布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承認基督徒和其他異教徒一樣具有同等的信仰自由權，並且歸還了以往被沒收的教堂和教會財產，免除了基督教僧侶個人對國家的徭役義務，規定主教有權審判宗教案件。
這一紙詔令中賜予的寬容和特權，讓人人喊打的基督教一夜之間徹底翻身，一躍成為多神教正日益衰落的羅馬社會中，影響力最大和擁有忠貞教徒最多的宗教，一躍成為羅馬境內所有宗教的魁首！
如果《米蘭敕令》還隻是讓那些愚昧無知的底層出身的基督教徒們誤以為這是虔誠的信仰和上帝的眷顧終於讓他們洗去罪孽，迎來光明因此而感恩戴德的話，那麼，在《米蘭敕令》頒布12年後，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主持召開的“全世界大會”的宗教會議，則徹底讓基督教的高層欣喜若狂，因為他們看到了帝國對他們態度的實質性的改變，之前的十年間，羅馬官方依舊在本著謹慎的態度觀察基督教是否能否承擔起協助政府管理民眾的責任，而到了這一刻，他們才真正獲得了認可，尼西亞會議最後通過的“信經”將意味著基督教正式成為羅馬官方保護和扶持的宗教，在整個帝國境內成為所有宗教的引領者。
君士坦丁大帝的這種做法經過實際的驗證，已經充分體現了它的巧妙和效用，因為隨著獲得政治特權的基督教高層與官方合流，彼此的關係由對抗轉為合作，基督教表現出了良好的服務態度，甚至不遺餘力地幫助政府，用改變了的教義重新洗腦教眾，讓他們由憤怒趨於順從、忍耐現實，寄希望於死後的天堂。
基督教的突出表現讓統治階層滿是驚喜，因為相比於原始的希臘羅馬多神教對民眾的鬆散控製，基督教竟可以完全達到奴役民眾思想的地步。於是，理所當然的，基督教得到了更大的扶持和官方授予的更多的特權，帝國疆域被劃分為教區，教區的主教逐漸擁有了和地方官員一樣的權力和地位。麵對官方的恩遇，基督教也是十分‘乖巧’地投桃報李，更加賣力地給民眾洗腦，讓民眾服從於帝國的統治。
這種局麵似乎是皆大歡喜，然而，如果是一個知道後世西方經曆的那恐怖中世紀黑暗歲月的人回到此時，恐怕立刻就會聲嘶力竭地向羅馬高呼：“這是陷阱！一個可怕的卻披著美麗外表的陷阱！”
這是陷阱嗎？當然是！基督教也許的確看上去是在幫助政府控製民眾，然而事實上，基督教在催眠民眾的同時，也在麻痹著帝國。借助帝國的庇護和認同，基督教正以一種難以想象的速度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麵，為後來羅馬帝國滅亡後教會掌控世俗的局麵奠定著初步的基礎，另外，基督教正變得越來越“排他性”，他們視其他一切宗教皆為異端，甚至設立了宗教裁判所，開始肆意對褻瀆上帝以及不知悔改的異教徒進行審判和殺害！
毋庸置疑，基督教正以一種可怕的速度擴張著自己的領土，而一旦基督的光覆蓋整個羅馬，就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止它成為人民的思想主宰，超脫世俗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