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前，初讀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便萌發了也要寫本中國文化史的念頭，即或寫不成，也準備以文化史為此後治學之領域。這當然是年少輕狂時的呆想，但未嚐沒有些俠義心腸。古詩《獨漉篇》雲：“雄劍掛壁，時時龍吟。不斷犀象，鏽澀苔生”。在我看，中國文化現今就仿佛這柄原是神兵利器，可以斬犀斷象的寶劍，無端遭了冷落，瑟縮在牆角裏生苔長蘚。美人落難、明珠蒙塵，皆是世上大不堪之事，非由我出來搭救不可。
懷此呆想，遊於上庠者亦數十載矣。解人頗不易得，而我自己對文化史的創作竟也有限，年光飄忽，不免神傷。曾於1983年試講此課於台灣淡江大學，並動手寫了一部講稿。對於文化史之範疇與研究方法，粗有厘析；對於中國文化之分期與變遷，略有衡定。後卻不能終篇，殘稿輯入業強版《思想與文化》中。當時主要氣力，用於探討文化變遷。專就周秦之際、漢魏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晚清民初等幾個關鍵的變革期抉微闡幽，欲通古今之變，並為“五四運動”以來之文化變遷找到些對比勘照的模型，以經世濟民。所以文化史雖未寫成，對那幾個變革期的研究，卻令我辦了不少會議、寫了不少相關論文。近年逐漸輯刊的《漢代思潮》《唐代思潮》《晚明思潮》《清代思潮》，大抵就代表了這一階段的產物。
1991年以後，我涉世曆事越來越雜，又是公職，又是辦學，又是社會活動，文化史的寫作遂越來越不可能了。擔任公職、辦學校等經曆，對我的文化認知卻也不無助益。因為我早期所論，其實隻是思想文化之史，於文化之製度與器用層麵，研究不免粗略。正因為有此一段涉世曆事的經驗，才能深入了解典章製度及人倫日用是怎麼回事。1997年我出版的《文化美學綜論》，即可以顯示這個新的方向，欲由生活世界重開禮樂文明。
可惜辦學實在太忙了，辦了南華大學之後又辦佛光。到2003年，我校長任期屆滿。為了選新校長，董事會的行事引起了一些非議。我在爭鬧中開始寫《中國思想史》。事情鬧了幾個月，我也就草成了幾十萬字。在胡適、馮友蘭、勞思光、牟宗三諸前輩之外，另辟蹊徑，由上古黃帝開始講起，寫到了周公。此下因為要寫老子、孔子，有些畏難，才暫時先擱下了。
適巧當時北大湯一介先生主辦蔡元培、湯用彤兩講座，邀我赴講。於是就把稿子的前四章（言、象、教、字）拿來講了。合並舊作論文化符號學者數篇，輯為《文化符號學導論》，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北大的講會，聽講者甚為熱切，不覺竟感染了我的情緒，所以就趁勢請了長假，住到北大，以避囂塵。溫儒敏先生怕我太閑了，即邀我為學生講中國文化史一課。一切都是如此當機、如此順緣，實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就把其餘的稿子略作修整，一一宣講之。如此講了兩過，並在珠海聯合國際學院也講了一次。學生反應甚佳，以為前所未聞。溫先生說：那就出書吧。本擬以學生錄音整理為之。因我事忙，一直無暇核校，所以最終還是用了舊稿。原稿本是思想史，改名文化史，不盡妥切，故僅稱為國學十五講。
為什麼本來是思想史而居然可稱為“國學十五講”呢？
我有一妄見，謂邇來講中國哲學的先生們，重點隻在心性論與存有論，其餘各種思想多不注意。論思想，又隻注重一些關於道、氣、性、理、仁、心等的抽象概念，對這些觀念是在什麼樣的人文生活場域中浮顯出來，卻欠缺具體的了解，也不明白這些觀念和具體的人文活動有何關聯。以致哲學研究常隻是抹去時空的概念編織，用沒有時空性的知識框架去討論活生生的曆史人文思想活動。而且他們往往是概念太多而常識太少，對整個文化的基本性格捉搦不住，隻能孤立而抽象地談天道性命等觀念，所以這種危險就更為顯著。我寫思想史，前麵本來就為了力矯此弊，所以作了許多類似文化導讀的鋪墊，希望讀者能明白中國哲學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文化中生長起來的。這一部分，抽出改稱為“國學十五講”，豈不是因緣巧合嗎？
以上是說緣起，具體談到此書的內容，則另詳序論。本書在寫作時，綜攝了許多前輩與時賢的見解，但因起草時已處在風波紛擾之中，此後數年又浪跡禹域各地，無法檢書核查，故亦不及一一注明。而綜攝之後形成的我的見解，又不免有許多疏漏，這些，都是要請讀者見諒的。從前《碧岩錄》曾說道：“大凡扶持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著，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我確有殺人不眨眼的手腳，此書卻未能立地成佛，並且隻是權說，意在接引，故未極理趣使然，識者鑒之。最後，要謝謝溫儒敏先生和艾英，他們通讀數過，且提示了許多修改意見。
2006年處暑，於北京小西天如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