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談傳統文化的書汗牛充棟，但本書與眾不同，別有立場與方法。
一、立場我是個生在台灣的江西人。傳統文化，本來在我幼時的生活中，就是街坊鄰裏的揖讓進退、閑話桑麻，是生活裏具體存在著的體驗。人人悲喜愉泣，俯仰於斯，誰也很難說什麼是傳統什麼是“我”，傳統並不是“我”之外的一個東西。可是據說社會進步了，傳統（其實也就是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生活）也就要拿來檢討檢討了。我們，於是就站在傳統之外，對它品頭論足了起來，覺得它好，覺得它壞，覺得它有精華也有糟粕。
那時，台灣當局政府正在推動現代化，而反對政府的自由派學者則更為激進地主張現代化，揚“五四”之餘焰，為時代之鼓吹。不讚成如此激進現代化者，便漸漸形成了一股被名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與之交哄，史稱“中西文化論戰”。但其實，無論是講心性論的當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人，或言超越前進的胡秋原，大抵也隻是說傳統文化亦有優點，不可徑棄而已。由時代的大趨勢上看，政經社會體製的改造，已重新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那原先與我們生活生命相聯結相融貫的傳統文化，早就混沌鑿破。新時代的哪吒，正在剔骨還父、割肉還母，期望新的蓮花化身。故僅餘的那幾聲文化保存之呼喊，聽來宛若驪歌。雖然情意綢繆，矢言弗忘，可是行人遠去，竟是頭也不回的了。然而曆史如長川大河，從來不會一瀉入海，總有曲折縈回。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烽火未熄，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倒已是遍地硝煙了，批孔揚秦，其勢既遠勝於“五四”，亦非在台倡言現代化諸君所能望其項背。此時，無論從政治策略或文化需要上說，台灣似乎都應起來保衛傳統。於是，成立孔孟學會、發起文化複興運動、中學生都要讀《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四書，以《論語》《孟子》為主）等等，乃蔚為新的人文景觀，與政經體製之現代化“並行不悖”起來了。
五六十年代“從傳統到現代”的命題，遂漸次轉變為七八十年代的“傳統與現代”。前者是要揚棄傳統，後者則想融合並行之。但其融合之道，乃是以新時代之現代化要求為取舍。故金耀基曰“我讚成現代化，但隻有在它不妨害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下讚成”（《中國現代化的航向》序），文崇一曰“把傳統和現代劃為對立兩極，這正是早期現代化討論所犯的重大毛病。其實，兩者是相互為用的，好的傳統可以幫助現代化，壞的傳統可以阻滯現代化”（《現代化的模式在哪裏？》）。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是為現代化大業服務的。凡不符時代之需求者，皆宜棄去，如同啃不動的雞骨頭就應該吐掉那樣。
我成長於以上這個社會脈絡中，親身經曆了五十年來“傳統／現代”這些論題的爭論與發展，感慨萬端。然此處非發感慨的地方，故謹綜述我主要的觀點如下：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這個題目中的A、B兩項，原本就是全然相斥的關係。因為“現代化”從定義上就是說一個社會要拋棄傳統以轉型成現代社會，傳統文化乃是現代化之障礙，是需揚棄之物。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我國走的都是這個路子。把兩者解釋為非相斥關係，是修正現代化理論者的傑作。這些人都是舍不得把傳統文化丟了的，所以各自發展了一些論述策略，欲修正現代化理論。其一是說：社會固然要現代化，但傳統文化也有好的一部分，可以保留，不必倒澡盆水時把嬰兒也倒了。因此，此一派便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論”、“現代社會仍須講倫理道德論”、“傳統文化不礙現代化論”、“以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之現代化論”等說。其二則稱：傳統文化其實無礙於現代化，也可開展出現代化。曆史上未見開出，並不代表它在質性上不能開，隻要經過“良知的自我坎陷”等加工，它也是能開展出自由民主科學的。此說已較第一路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二者不僅非相斥關係，更是同一關係。第三說比第二說還要強勢些，謂傳統文化可以積極促進現代化。八十年代“東亞儒學與經濟發展”的論調即屬此，他們認為韋伯講錯了，儒學也可以發展與資本主義，且可能比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好。
這些修正主義的基本問題是：都不敢攖現代化之鋒，都承認現代化的價值與必要，所以要以傳統文化無礙於或有助於現代化為說。換言之，看起來是傳統文化的護衛者，其實是拉傳統文化去做現代化的拉拉隊。傳統文化有沒有價值，要以現代化為標準來估量。既如此，這些修正論者又怎麼可能真正動搖、修正得了現代化論？傳統文化不正透過現代性的價值重估而被揚棄被轉化了嗎？現代化論者對此類說法嗤之以鼻，良有以也。
因此，這些修正論都是虛軟的論述。真正要麵對現代化理論，是要問：現代性真是種好東西嗎？現代社會真是人所需要、符合人性的嗎？我們犧牲文化傳統以追求現代化，值得嗎？亦即：現今我們需要的，不是追求現代化而是批判現代化。自有現代化，即有批判它的思潮。二十世紀初，西方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便不是教人去追求現代，而是要揭露現代人奇特的精神處境，例如喪失了信仰、離開了家庭、活在科層體製和都市水泥叢林中、人與人的關係疏離而陌生、孤立的個我遂成為失落了意義的無根浮萍等等。厥後各派理論奇峰迭起、賡續發揮，不勝枚舉。如生態論者，大力批判現代社會的機械宇宙論、竭澤而漁的發展觀、宰製自然之科技工業等，形成了自然生態主義。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理性觀，隻是工具理性之擴張，但價值理性、道德實踐理性明顯不足，故提倡溝通理性以濟現代化之窮。丹尼爾·貝爾講後工業社會，則是說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存在著內在的文化矛盾：它由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所促動，可是發展下來，卻成為刺激欲望、鼓勵消費、消耗資源的形態，與新教倫理的入世禁欲精神恰好相反。故後工業社會所應強調的，不再是現代性，反而是宗教精神。德裏達的解構主義，則全力去瓦解理性所倚賴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其他批判現代社會中科層宰製、科技災難等，林林總總，實已蔚為大觀。
至於馬克斯·韋伯一路思想，包括後來的世界體係依賴理論、全球化理論，更都指明了東亞國家之現代化並非其文化內部產生了變遷的需要，而是複雜的國際因素使然。對於這些學說，我們也均予以介紹過，或批發，或代理，或零售，各有名家，但依樣畫葫蘆，學舌一番而已，殊少抓住其總體精神。總體精神是什麼？就是對現代文明的不滿，而籌思改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