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個人的命運都在時代裹挾中向前。印象中，我小學沒畢業“文革”就開始了。在中學學習了一年零三個月後，16歲那年，我就到了蘭州工農軸承廠當工人。工廠是新廠，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幹，後來當了班長，接觸《反杜林論》等馬列原著，尋找各種圖書豐富自己，寫工作小結和搞技術革新，不知不覺就幹了八年。1977年冬天，中斷十年的高考製度終於恢複，很多人由此改變了命運，中國也由此走上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的新時代。在幾個月緊張的複習後，我順利考入蘭州大學曆史係。四年的大學生活緊張又豐富多彩。畢業後，我被分到了甘肅人民出版社。報到時是1982年年初，大街上洋溢著春節來臨的氣氛。春節之後，我正式成為《讀者》編輯部的一員，在萬象更新之際開始了編輯生涯。
每個人的成長都與環境密切相關。記得報到時《讀者》雜誌編輯部一麵牆上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上有許多美麗的花，往往開在無人知曉的地方。”編刊本身也是一個學習和成長的過程。很多文章深深影響了我個人的性格和價值觀。其中，記憶深刻的有三篇文章：《一個人一生隻能做一件事》《上帝變了》《把信帶給加西亞》。《一個人一生隻能做一件事》告訴我人生精力有限，要明確自己的目標，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不要受各種誘惑的幹擾。《上帝變了》告訴我，一個人在世界上可以不逞強，但絕不能軟弱，遇到事情的時候要勇敢站出來，否則可能一事無成，最後淪為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把信帶給加西亞》則時時提醒自己要忠於職守，不管做編輯還是經營還是管理者，既然組織把事情交給我，就應該想盡辦法把事情做好。這既是對組織的忠誠，也是對自己良心的負責。這三篇文章都發表於20世紀。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人的選擇就逐漸多起來，社會變革加速，很多人在時代的潮流中一顯身手。時間飛逝，轉眼間三十年過去了，對我來說，慶幸自己有著不變的堅守，《讀者》成為自己持續一生的工作，並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二
《讀者》是一個奇跡。其成功的理由有千條萬條，但歸根到底，還是定位的成功，思想的成功，內容的成功，文化的成功。“博采中外、薈萃精華、啟迪思想、開闊眼界”的辦刊宗旨奠定了《讀者》的基本文化架構，使刊物能夠立足中國傳統文化，包容世界優秀文化，同時關注人性，關注愛，關注成長，關注社會，雖偏居中國西北一隅，卻具有世界的視野、現代的眼光，符合人類進步和時代發展的大趨勢。
每個人都麵臨一個不斷取舍的問題，《讀者》今天的成功是在堅守信念中實現的。我們在三十多年的辦刊生涯中，遇到很多雜誌，因為迎合讀者被打得七零八落，失去了自己的陣地，甚至消失在時代的洪流中。《讀者》用真善美征服了讀者，這些傳統的美好的東西總是顯示出一種強大的力量。《一九四二》熱映後，徐帆在第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上說，如果沒有馮小剛、劉震雲內心的堅持，可能就沒有這部電影。原來，早在1993年，馮小剛看到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後，深受震撼，但多次籌拍都因各種原因而擱置。夢想從種下到變成現實，整整過去了十八年。當然，一本雜誌不能解決人生的所有問題，很多人在雜誌陪伴了自己一段時間後，離開了她。種種原因，不一而足。但在相伴的那段時光裏，某句話，某篇文章，某個故事，可能會在一個人的內心潛伏起來，悄悄生長，在某一刻，這些隱藏在心靈深處的道德和正麵的力量被觸動了，便顯示出不同的作用來。這是這本雜誌的不同之處，也是她在人生發展和時代進程中的獨特價值。
在《讀者》創刊三十年之際，文化大家餘秋雨先生曾托朋友帶來一幅字：“九州何處無讀者，紙頁入心為長城。”書法內斂而有力，與這本雜誌的氣質存在著某種契合。一本有思想、有堅守的雜誌能做到發行量這麼大，並能影響自己的讀者，使閱讀者有情操、有追求、有敬畏，甚而在內心建立了文化的長城、道義的長城，實在是讓辦刊者欣慰，又誠惶誠恐。
三
三十多年來，社會發展日新月異，《讀者》雜誌也從一棵樹長到一片林。我和同事們一起見證了雜誌從月發行量十幾萬冊到千萬冊的發展。目前，《讀者》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麵臨許多新的挑戰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