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清網行動”係列報道之一
大案要案
作者：安軒
編者按
2011年5月26日，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原定為期一年的“清網行動”，以“全國追逃、全警追逃”的力度緝捕在逃的各類犯罪嫌疑人。“清網行動”涉及多警種、多部門，公安部精心組織、周密部署，形成了“全警參戰、群眾支持”的工作局麵，彰顯了公安機關“有逃必抓”的決心。
2011年10月17日，公安部召開全國公安機關決戰“清網行動”電視電話會議。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在會上指出，“清網行動”開展以來，各地黨委政府大力支持，攻堅氛圍日益濃厚，政策攻勢更加強勁，緝捕力度明顯加大，各警種各部門配合默契，攻堅會戰效果凸顯。公安部決定，從即日起全麵展開“清網行動”決戰。各地公安機關要堅定“為黨和人民利益而戰，為人民警察榮譽而戰”的信念，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誓奪“清網行動”決戰的全麵勝利。
“清網行動”開展以來，全國各地公安機關抓獲了大量在逃犯罪嫌疑人，嚴厲打擊了犯罪，消除了治安隱患。而本文所講述的，就是“清網行動”中破獲的一起十分特殊的案件。
2011年6月，桂林警方在“清網行動”中抓獲了在逃十八年的犯罪嫌疑人賈小明。賈小明曾參與1993年震驚中外的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案發後畏罪潛逃。賈小明的歸案，將塵封已久的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再次帶入公眾的視野。
在逃十八年的列車劫匪
2011年6月25日，在桂林警方進行的“清網行動”中，五十二歲的賈小明戲劇性地進入警方視野。根據市民舉報，警方發現居住在桂林市疊彩區蘆笛路的一名中年男子，常年混跡於棋牌室、遊戲廳，沒有正當工作，形跡十分可疑。在其經常出沒的一家遊戲廳，警方將其當場控製。隨後，通過上網比對，警方確認該男子正是被公安部通緝了十八年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參與了1993年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的賈小明。
麵對民警的訊問，賈小明始終堅稱自己是桂林本地人，但卻無法說出自己所持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最終，當地民警用桂林方言提了一個問題，才使得一臉茫然的賈小明徹底露餡，還原了這個列車劫匪的本來麵目。
賈小明生於北京，中學畢業後去通縣插隊，1978年回城，被分配到一家工廠工作。1979年，賈小明因扒竊被勞教兩年。勞教結束後，在東單地區幹起了個體戶，主要銷售服裝。不久，他與一名比自己大十餘歲的女子結婚，生了一個兒子。
1990年，賈小明發現身邊很多人乘坐國際列車往俄羅斯倒服裝，並且掙了很多錢，心動的他加入了遠赴俄羅斯淘金的隊伍。1991年，賈小明托人以留學名義申請辦理了一張去匈牙利的護照，出國前，他與妻子辦理了離婚手續。
“我當時都是從木樨園進皮夾克，一趟跑下來可以淨賺一萬多呢！”落網後，談到當年幹“倒兒爺”的經曆，賈小明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自稱，1992年護照到期，他回到了北京。由於在桂林有親戚，便決定去桂林發展。“我在桂林待了一段時間後，也聽父母說過有公安人員來家找我，當時我就想肯定是因為當年我偷俄羅斯人錢包的事情被發現了。”賈小明說。
“隱居”桂林期間，賈小明改了名字。由於不敢找工作，他用從家裏帶來的兩萬餘元現金做起小買賣，並用表弟的名字開戶炒股。“我開過飯店，開過發廊，都掙了不少錢。”幾年前，賈小明在棋牌室打牌時，與一名比自己小十三歲的女子結識，並很快同居。
被抓獲後，賈小明堅稱自己從未參與過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他信誓旦旦地說：“當時列車上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我也沒聽說過，真的。”時隔多年，賈小明心存僥幸，以為死無對證。但他想錯了。
無獨有偶，2011年7月22日，當年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犯罪團夥中的重要成員、公安部網上通緝要犯、外號“東城老七”的宗立勇在首都機場落網。
那天下午，首都機場T3航站樓出境口的邊檢民警小王審查一男子證件時，發現其護照上的名字與出境卡不符，而且該男子神情緊張。
“去澳門幹嗎？”民警小王不露聲色地問道。
“去、去、去旅遊。”男子結結巴巴地回答。
“北京好玩嗎？”小王又試探性地問了一句。
“好玩嗎？”男子愣了一下，口中不知所雲地反問。
幾番試探，民警覺得這個中年男人一定有問題，於是把他帶到值班室。該男子的護照用名是“李勇”，而在出境卡上填寫的卻是“宗立勇”。在係統內查詢“宗立勇”，電腦上顯示出“公安部通緝犯”的字樣。民警冷不丁兒問這個男子：“宗立勇是誰？”
男子頓時張口結舌，麵如死灰。
在宗立勇隨身攜帶的物品中有一本日曆。落網後的宗立勇說，這是為了記住日子。“逃亡這麼久，我是數著日子過的。”
當年去莫斯科的北京“倒兒爺”中，外號叫“東城老七”的宗立勇曾經很有名。十八年前，為了實現發財夢，他以出國留學的名義辦理了去俄羅斯的護照。當時，大量中國“倒兒爺”乘坐北京至莫斯科的3/4次國際列車，前往俄羅斯淘金。宗立勇參加苗炳林搶劫犯罪團夥，以中國商人為目標，在列車進入俄境後多次實施暴力搶劫。中俄警方聯手摧毀了在國際列車上以及莫斯科市內搶劫的四個主要犯罪團夥，其中苗炳林犯罪團夥主要成員宗立勇逃脫。1993年，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紅色通緝令，全球通緝宗立勇。
在國際列車上搶劫事發後，宗立勇“亡命天涯”，幾乎走遍歐洲各國。2006年，他改名“李勇”，潛回國內。宗立勇害怕行蹤暴露，不敢找工作，一直靠賭博為生。那天他本打算去澳門賭博，但是在辦理出境手續時，竟鬼使神差地在出境卡上填上了自己的真實姓名。
宗立勇隨即被北京邊檢總站移送至北京鐵路警方。潛逃十八年隱姓埋名，但是他卻在自己的心獄中苦受煎熬，猶如行屍走肉一般苟且偷安，最終還是沒有逃過恢恢法網，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懲處。
據了解，截至目前，依然有個別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的犯罪嫌疑人在逃，但公安部網上通緝沒有時限，警方的追捕還在繼續。
背貨的和背刀的
北京至烏蘭巴托、莫斯科的3/4次國際聯運列車，1960年開始運行，是新中國成立後開通的第一條涉外列車線路，也被稱為“中華第一車”，途經中、蒙、俄三國。
蘇聯解體之前，乘坐這趟火車的人除了需要護照，還需要單位開的介紹信。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以後，中俄貿易全麵恢複，北京至莫斯科的3/4次國際列車頓時熱鬧起來，而俄羅斯對生活物資的大量需求讓中國人找到了商機。當時還沒有發貨渠道，隻能通過火車自己帶貨過去。走一趟貨打火機可以帶幾十萬個，三四十件一包的皮夾克包裹可以帶上一二百包。那時去莫斯科的“倒兒爺”生意火爆得很，隻要是從國內帶去的東西基本全能出手，而且利潤極高，比如從白溝批發的皮夾克，一件進價也就一百多元，可在俄羅斯能賣到三千盧布（折合人民幣六七百元）。
於是，原來列車員比乘客多的神秘列車變成了流動的貨攤。火車一進入俄羅斯境內，隻要一停車，“倒兒爺”們就在車窗口賣貨，經常是車還沒到莫斯科，貨就賣完了。 一般，這些跨國販運的“倒兒爺”們平均一個月跑一個往返；生意緊俏，一個月就要跑兩趟。他們帶著貨從北京坐火車到莫斯科，再從莫斯科乘飛機趕回北京，一邊備貨，一邊套購黑市車票，馬不停蹄，穿梭往來。最初車上沒有行李限重，包廂裏乃至過道上堆滿了貨物，這些國際“倒兒爺”沒地方休息，就倚靠著貨物站著睡覺。
在莫斯科做生意，都用盧布交易。回國時，“倒兒爺”們用一部分現金購買俄羅斯的貴重首飾、香煙、藥材等，回國繼續倒，大部分則兌換成美元，藏在貨物裏、皮鞋底子裏、皮帶夾層裏帶回國。當時俄羅斯外彙管製較嚴，個人無法將美元彙回國內，火車也就成了將美元攜帶出境的唯一渠道。
在中俄國際列車上往返走一趟貨，大概需要半個月的時間。按照規定，中國乘警在二連浩特列車出境的時候就要下車，俄羅斯的列車上沒有警察，一旦出了事，需要途經地的警察上車處理，這就給不法之徒留下了作案的空間。而且，按照俄羅斯的法律，嫌疑人隻能拘留四個小時，如果沒有受害人指認就必須放人。中國商人被搶之後當麵對質時因為害怕報複，經常不敢指認。久而久之，俄羅斯警察就不太願意管中國人的事情。於是，犯罪分子就以為中國警察管不著，俄羅斯警察不想管，搶劫起來毫無顧忌，無法無天。
迅速的財富積累，讓少部分先富起來的“倒兒爺”過上了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們光顧莫斯科的賭場，很快將積蓄揮霍一空。由於不願意辛辛苦苦再次創業、重新開始，他們打起了在列車上偷東西的歪主意。但小偷小摸很難維持他們的高消費，於是發展成搶劫。登車的時候，他們扮成“倒兒爺”，等列車一出境，他們看準時機糾集成夥，在列車上進行搶劫、強奸等犯罪活動，無惡不作。甚至當時民間流傳著一個說法：去莫斯科的“倒兒爺”有兩種，一種是背貨的，也就是一般的生意人；一種是背刀的，把刀、槍藏在包裹裏，專門是為了搶劫去的。
1993年以來，在3/4次國際列車上和俄羅斯境內發生過多起中國人搶劫中國人的案件。1993年3月中上旬，南京某工廠一位女工會幹部出訪莫斯科，在六天六夜的旅途中，這位江南女子先後被十名劫匪輪奸了三次而無人相助（“3·10”特大輪奸案）；4月26日，南方某單位一位停薪留職的女員工剛踏上莫斯科車站，便被一夥中國劫匪挾持輪奸了（“4·26”特大搶劫、強奸案）……犯罪分子橫行霸道、氣焰囂張。許多往返於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中國旅客用鐵鏈將包間的門鎖起來，吃喝拉撒睡全在裏邊，六天六夜不敢開一下門……
在莫斯科市內，這些劫匪同樣無法無天地殘害中國人。莫斯科的“莫大”、“日出”和“四海”等幾個旅社是當地中國人的主要聚居地，來淘金的“倒兒爺”大多在此住宿，而劫匪也藏身於此。哪個房間新住進了人，哪個房間的中國人賣完了貨，他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這夥人明火執仗衝進房間，先是把被害人一頓毒打，然後捆綁蒙眼，再“從容”地搜走屋內所有值錢的東西。為了騙開房門，他們以找人、查房、送東西等為借口，有時還讓團夥中的年輕女成員進行色誘。這些人的犯罪手段甚至發展到先是在車上威脅、恐嚇中國旅客，一到莫斯科就強行收走護照，把他們始終控製在股掌之中。
不斷發生的案件引起了中俄各界的關注。俄羅斯《勞動報》曾刊登文章，介紹中國犯罪團夥在俄羅斯的活動情況，摘要如下——
據俄羅斯安全部和內務部掌握的材料表明，中國犯罪團夥都是些在國內曾服過刑的人，每個團夥三至六人，年齡為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其中許多人都持有偽造的俄羅斯高校學生證。
這些犯罪團夥到處尋找“眼線”，專門敲詐有錢人。其手法有：一、威脅利誘從中國到莫斯科做生意的人充當其“眼線”，提供有關在俄做買賣的有錢中國商人的情況；二、在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車上尋獵物，許多中國商人在登上列車時，就已經成了犯罪團夥跟蹤盯梢的對象。他們有的身著鐵路製服，甚至還為乘客服務，在認準目標後，及時把這些信息傳給在莫斯科的同夥，同夥準確無誤地在莫斯科的雅羅斯拉夫爾車站（中俄國際列車終點站）接站，用車把這些“貴客”送到旅館或一個根本無從知道的地方，隨後就進行勒索，如拿不到錢就將其殺害。據相關材料表明，1992年這類惡性案件就有二十三起。
這些犯罪團夥之所以專門敲詐本國同胞，一是了解同胞的“中國特色”；二是俄羅斯目前局勢混亂，他們不用害怕案發後被抓獲，而且萬一出了事，也很容易躲藏到獨聯體其他國家。犯罪團夥潛入俄羅斯的主要渠道有：一、用假證件取道前蘇聯其他共和國（如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潛入莫斯科；二、利用“學習”名義前往，但許多人拿到證件後根本不去上課，而是完全投身於非法活動，有些冒牌大學生還組成了固定的團夥；三、通過“旅遊”名義前往俄羅斯。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領事處受理幾乎“俄所有經商者”向中國公民發出的邀請信，由於邀請信太多，加上有時一份邀請信上寫了幾十個人的名字，致使俄駐華使館領事處無法充分進行核實，結果造成大批中國公民“合法”入境。
對於中國犯罪團夥，俄方采取的措施是：一、俄首都執法機關根據莫斯科市政府的決定，采取了代號為“製度”的大規模行動，搜查集體宿舍和旅館，對違反俄法律以及居住和過境條例者予以拘留並追究其責任；二、及時通報中國大使館，並與中國公安部聯係，以期雙方通力合作對付犯罪活動；三、嚴格實施《俄羅斯聯邦國家邊界法》……
“財富列車”變成“厄運列車”
1993年3月10日，開往俄羅斯的3次國際列車緩緩駛出北京站，開始了六天六夜的漫長旅程。車上人很多，操著一口京腔、拎著大包小包的“倒兒爺”們，到俄羅斯學習的留學生，出差的政府官員，以及蛇頭和偷渡客擠滿了車廂。各個包廂裏，那些經常一起走貨、早就熟悉的“倒兒爺”們互相打著招呼。當晚，列車駛出我國邊境二連浩特站，在國際列車上執乘的中國乘警按照規定下車。列車駛入蒙古國境內後，沒有警力上車值守。
就是在這趟列車上，南京女旅客孫某被同包廂一名自稱文軍的劫匪強奸。而後，文軍來到同夥所在的5號包廂內，得意地炫耀他找到了一朵漂亮的國花。綽號“花科長”的顧玉剛忙問：“有戲嗎？”文軍點了點頭。
隨即，吳寶順、顧玉剛、庫萬和等五名劫匪來到6號包廂敲門，孫某不開。一名劫匪用匕首使勁將門撬開，進去就打了孫某幾耳光，然後不顧孫某的苦苦哀求，對她進行瘋狂蹂躪。一直到蒙古國海關人員上車查驗時，這夥歹徒才離開孫某的包廂。臨走時，劫匪庫萬和極為猖狂地把護照亮出來，叫囂：“告訴你，老子姓庫，過了關我還來！”驚恐萬狀的孫某找到同車廂一位姓李的男旅客請求保護，懾於這幫劫匪的淫威，男旅客不敢答應。她又找列車員求助，庫萬和威脅列車員：“少管閑事！”並陰險地對孫某說，“現在隻有我能保護你。”無奈，孤立無援的孫某被迫跟著庫萬和到了9號包廂。在六天六夜的旅途中，孫某被搶劫團夥的十名匪徒輪奸三次……
南方某單位女員工朱某停薪留職後，到莫斯科去探親。4月21日在北京站上車時，結識了一個叫張辛的男青年。到了莫斯科下車後，朱某沒有找到來接站的表哥，張辛等人見朱某孤身一人，便邀請她到他們的住處暫時落腳。朱某初來乍到，想找個公用電話與表哥聯係一下，居心不良的張辛蒙騙她說附近找不到公用電話。天色已晚，朱某被這夥人裹挾著乘出租車來到了蘇斯卡亞的一戶民宅中。
朱某看出這夥人不是善類，執意要走。一名叫高偉的匪徒強行挽留，還對朱某動手動腳。另一名叫於文闖的匪徒狠狠打了她幾個耳光。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三個同夥。其中一人拿著槍威脅道：“你到了莫斯科，這裏沒王法，我就是王法。”接著就強奸了朱某。之後，這夥劫匪將朱某身上的財物洗劫一空。
一個月以後，氣焰囂張的匪徒又在中俄國際列車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特大搶劫、強奸案。
5月26日，中俄國際列車駛出二連浩特國門，駛向茫茫的黑夜中。不久，列車中部的幾間包廂內突然衝出一夥劫匪。這些早已暗中物色好搶劫目標的家夥撕下了偽裝，明火執仗公開作案。一個蓄大胡子名叫小軍的劫匪大聲招呼同夥：“快！該戴上麵罩了，咱他媽誰也不認識了。”話音剛落，六名凶神惡煞般的劫匪分成兩撥，手持瓦斯槍、匕首等凶器在列車上搶劫。劫匪們闖進包廂，向旅客索要護照、錢財，並將不肯交出財物的旅客捆綁起來毒打搜身。從紮門烏德一直搶到烏蘭巴托，曆時十多個小時，劫匪們搶得大量現金和貴重物品。一位浙江婦女先後兩次被劫匪強奸，她藏在糖果中的現金、首飾和護照都被搶走。
27日中午，列車到達烏蘭巴托，這夥劫匪下了車。傍晚，車到伊蘭站，驚恐不安的旅客剛剛緩過神來，又麵臨著第二次厄運。綽號“朱三”的朱興金和綽號“二姐”的趙金華為首的又一撥劫匪虎狼一般衝上列車。朱興金手持瓦斯槍、綽號“馬頭”的馬繼強手提電警棍闖進兩名浙江女旅客的包廂內。“朱三”用槍頂住一個女青年的頭部，逼著她交錢。女青年淚流滿麵，渾身顫抖：“錢都讓剛才那撥人搶走了。”朱興金狠狠地用槍托砸女青年的頭，“馬頭”則用高壓電警棍捅到另一個女青年的臉上。包廂內頓時一片慘叫聲。
“再喊就殺了你們！”朱興金威脅道。接著他們逼兩位女旅客脫光衣服，從內衣中搜走了二百五十美金和護照。臨走時，兩名匪徒惡狠狠地說：“你們誰也不許出屋，否則把你們扔出去！”
“二姐”趙金華領著王琪等人手提長刀、短槍，將一間包廂內的三男一女又打又踢。出門後，趙金華氣急敗壞地罵朱興金：“還他媽不上，錢都讓人搶走了！”朱興金的眼中頓時放出凶光。他看到一位浙江人上廁所，追上去，掄槍把那人打得滿臉是血，並逼迫那人用浙江方言叫開包廂的門。朱、馬等匪徒衝進包廂，讓四位浙江人都跪在地上，反銬雙手，一頓毒打，接著把他們藏在襪子裏的美金全部搶走。
5月31日，列車到達俄境內，朱興金、趙金華一夥匪徒還沒離開，預謀要大幹一場的牛頓等匪徒又上了車，而且兩夥匪徒都認識。當天下午，朱興金、王琪等三名匪徒手持刀槍闖入福建旅客陳某等四人的包廂內索要護照、搜刮錢財。已經被洗劫過兩次的陳某等人不甘任人宰割，奮起反抗，躲在上鋪的小夥子用早已準備好的啤酒瓶把朱興金砸得頭破血流，三名匪徒被趕出了包廂。
“二姐”趙金華一見朱興金那副慘樣，鬼哭狼嚎般地叫來牛頓等十幾名匪徒堵住福建人所在的包廂，他們用刀撬、用鐵棒砸門，叫囂要把裏麵的人全都殺死。快到莎利亞站時，列車漸漸放慢了速度，包廂的門也快被劫匪撬開了。陳某等人知道門一旦被撬開，自己性命難保。走投無路之下，他們砸碎了車窗，趁列車減速時冒險跳車。匪徒們撬開車門，發現人已跳車，膽大包天的趙金華竟然拉下了列車的緊急製動閥。停車後，劫匪們紛紛下車追逐四個跳車逃命的旅客。陳某在白樺林被劫匪追上，腹部被刺了數刀，倒在血泊中。另三名旅客也被劫匪用大棍子打倒在地，人事不省。匪徒離開後，當地居民將四名渾身是血的傷者送往醫院。列車到達布伊站，接到報警的當地警察登上列車，匪徒們自覺勢頭不妙，紛紛溜下了車，坐出租車返回莫斯科。次日，朱興金、馬繼強、趙金華等劫匪被俄警方抓獲。
從5月26日至31日，在六天六夜的行程裏，這趟“財富列車”先後被三夥匪徒洗劫，變成了“厄運列車”，二十多名中國旅客遭搶劫，三名婦女被強奸、輪奸，多人被打傷、刺傷。這股搶劫中俄國際列車的惡潮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大案驚動中南海
“5·26”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發生後，多名受害旅客向我駐俄羅斯大使館報案。使館立即以特級密函的形式將此情況報告中央。特急密函引起了中央最高領導的重視，江澤民總書記批示：此事令人發指，建議派得力幹部去俄，盡早破案，予以嚴懲，否則不足以平民憤。
1993年6月4日，總書記親自批示的特急密函迅速送達公安部。時任公安部部長陶駟駒立即主持召開緊急部長辦公會議，成立專案組，迅速開展偵破工作。當天中午，剛參加完公安部緊急會議的鐵道部公安局副局長張起增火速向北京鐵路公安局和北京鐵路公安處兩級領導傳達公安部會議精神，指令布置十二名民警趕赴二連浩特口岸，登乘返回的4次國際列車，搜集犯罪線索。下午，時任鐵道部部長韓杼濱、副部長國林聽取了張起增的彙報。當晚，由公安部刑偵局、鐵道部公安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組成的中俄國際列車大劫案專案組成立。
6月7日，鐵道部副部長國林主持召開關於整頓北京到莫斯科國際列車秩序的會議。當天下午，北京鐵路局黨委書記崔鳳鳴、副局長董繼勝在北京站召開有關方麵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北京鐵路公安局局長單玉圭責成北京鐵路公安局第一副局長薑戰林和北京鐵路公安處副處長程亞力、張慶和立即組織偵破。
開會期間，北京鐵路公安處副處長程亞力進入會議室，來到薑戰林身邊耳語：“‘3·10’ 輪奸案中的一個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經查清，外號老葛，真名吳寶順，就在北京站開出租車。”
“他現在莫斯科還是在北京？”薑戰林急問。
“在北京，剛才還有人看見他了。抓不抓？ ”程副處長問。
“抓！”薑戰林當機立斷。
下午4點半，北京站。一個穿著時髦、腰別BP機的出租車司機剛走下紅色夏利車，就被兩名民警叫住：“吳寶順，過來一趟，薑局要找你聊聊。”
一聽“薑局”兩個字，吳寶順心裏就一哆嗦，他硬著頭皮來到了北京鐵路公安處治安隊。看見薑戰林，吳寶順就控製不住地兩腿發軟，背後冒冷汗。因為他知道薑局長可不是個善茬兒。
1992年7月走上北京鐵路公安局副局長崗位的薑戰林，是在一線摸爬滾打出來的鐵道雄鷹。在北京乃至全國的鐵路線上，他帶領鐵鷹小分隊追剿東北虎、打擊西北狼，屢建奇功，被譽為車匪路霸的克星。他先後榮立一、二等功各兩次，榮獲全國鐵路見義勇為十大勇士、北京市勞動模範、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等稱號，1989年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93年10月被授予全國公安戰線一級英雄模範稱號。車匪路霸票販子，都知道北京鐵路公安局有這麼一號人物。
“知道我們找你幹嗎？”薑戰林問。
“不知道。”吳寶順低著頭，不敢和薑戰林的目光對視。
“是救你來了！”薑戰林犀利的目光直逼吳寶順。
吳寶順臉色蠟黃，“我什麼都沒幹，你們找錯了吧……”
“錯不了，你們幹的事那麼大，紙裏能包得住火嗎？”
經過幾個小時的較量，軟磨硬抗不肯交代的吳寶順敗下陣來，他試探道：“我沒強奸，隻是和那女的發生了關係。”
“沒強奸？你拿刀威脅人家幹什麼？”
吳寶順頓時渾身篩糠，原來警方全知道！隨後他交代了“3·10”輪奸案和部分搶劫案的線索。
鐵路公安立即展開追捕行動。他們以吳寶順的名義傳呼另一犯罪嫌疑人劉金鵬，和他約好在東直門立交橋下見麵。當晚7點，劉金鵬鬼鬼祟祟剛出現，就被追捕組民警一把扭進了車內。根據劉金鵬供出的新線索，追捕組於深夜將庫萬和與顧玉剛抓獲。民警連夜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突審，初步摸清了以北京籍成員為主的搶劫、強奸犯罪團夥的活動線索，從而打開突破口，掌握了在俄羅斯和中俄國際列車上頻頻作案的兩個犯罪團夥及三十名成員的基本情況。公安部依據追捕組提供的犯罪團夥名單發出了通緝令。
追捕組成員快速出擊，抓捕了一批在國內隱匿的犯罪團夥成員，順利查破了發生在中俄國際列車上的搶劫案件七十一起。根據掌握的大量線索證實，在俄境內的中國籍犯罪團夥成員多為北京市東城和西城的無業人員，兩大犯罪團夥頭子的外號分別叫“朱三”（即朱興金）和“老臭”（即苗炳林）。
中國警察在俄羅斯
6月8日晚，北京鐵路公安局會議室內氣氛格外緊張，時任北京鐵路公安局局長單玉圭向在座的精兵強將下達了命令，副局長薑戰林作出了具體部署。
開完會，局長單玉圭讓單位食堂安排了頓壯行宴，四大盤涼菜、四大盤熱菜都是實惠的家常菜。單玉圭局長開了一瓶五糧液，倒了一杯酒遞給秘密抓捕小組負責人、北京鐵路公安處副處長程亞力。“我交給你六個人，你不僅要完成任務，還要把他們給我平安帶回來！”
“請局長放心，我們一定完成任務！如果有一個人回不來，那就是我！”程亞力一飲而盡。
因為是境外秘密抓捕，所以增加了行動的難度。抓捕組成員們事先商量好，一旦在抓捕行動中被俄羅斯警察誤以為是打架抓住，絕不能暴露身份，事先準備好的說辭是他們欠了錢，行動小組是討賬的。而且，行動小組出國不能帶槍、手銬等警械，麵對持槍的亡命之徒，程亞力和同事們隻有擀麵杖和彈簧鎖作為防身武器。這都是仔細考慮過的，民警的對外身份是“倒兒爺”，拿擀麵杖可以說我們北方人出國也要吃餃子，而彈簧鎖是用來鎖貨的。
6月9日清晨，秘密抓捕小組登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一個任務是保證這趟車的安全，一個任務是沿途搜集情報。搶劫團夥主犯之一牛頓的情婦珍珍等幾個人當時就在車上準備搶劫。得知信息後，秘密抓捕小組不便出麵，就讓列車員放出風去，說車上有到華沙開會的領導，讓他們老實點兒。然後程亞力安排人到珍珍的包廂裏跟他們聊天，實際是進一步摸情況。
6月10日下午3時許，一架大型噴氣式客機從首都機場騰空而起，飛向莫斯科。機艙裏坐著赴俄羅斯工作組的六名中國警官，他們是時任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胡安福、鐵道部公安局副局長張起增、北京鐵路公安局副局長薑戰林、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王殿棟、公安部刑偵局副處長孫維夫和公安部外事局翻譯舒慈煜。六位警官擔負著特殊使命。
經過八小時的飛行，工作組抵達莫斯科。赴俄警官們顧不上休息，先後和俄羅斯警方進行了多次會談。俄警方介紹，已經抓獲的“5·26”搶劫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在訊問時故意利用語言上的差異，不是裝傻充愣就是一問三不知，訊問陷入僵局。
“我們能否參加訊問？”薑戰林試著問。
俄警方商量後，終於點頭同意。
6月12日，當地時間下午1時，薑戰林、王殿棟和翻譯舒慈煜來到莫斯科亞拉斯拉夫斯基火車站民警處訊問室。第一個被提審的是綽號“馬頭”的馬繼強。麵對三個受害人的指認，俄警察問：“你認識他們嗎？”
馬繼強點點頭：“認識，剛認識的。”
俄警察又問：“是你搶了他們的錢嗎？”
“沒有，我不知道。”馬繼強裝糊塗。
訊問室外的薑戰林早就看不下去了。征得俄警方的同意，薑戰林上陣了。他按捺住心頭的怒火，問馬繼強：“你知道我們是誰嗎？”
馬繼強翻了翻三角眼：“你們是大使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