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1912年中國與八國聯軍參與國訂立的《辛醜條約》（西方稱為《北京議定書》，八國取得了在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12處駐紮軍隊的特權，“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列強從此獲得了在中國的駐兵權，不僅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製，而且為後來的中國政治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派到天津駐紮的美國軍隊是美軍第十五步兵團。從1912年來華到1938年3月撤離天津，該團在天津駐紮了27年之久。在此期間，該團定期出版《哨兵報》，反映該團在天津的各種活動，官兵們的訓練和生活，他們的煩惱和對家鄉的思念，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他們與當地中國人的關係。本書英文原作者有一個機會得到了全部《哨兵報》，美國大兵在他國異鄉的生活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本書就是在這些報紙的基礎上寫成的。本書中文譯著者劉悅作為天津人自然對其家鄉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有著濃厚興趣，在譯文、注釋、收集曆史老照片方麵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本書不是一般的曆史性著作，它既不前因後果地編年敘事，也無從頭到尾地介紹曆史人物；它也不是一般的小說類的文藝作品，既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無跌宕起伏的情節描述。它更多地像隨筆。每個章節似有相應的主題，但又不是那種很嚴格的限定，甚至有點意識流的味道。全書風格活潑，語言生動，趣味性強。
不同的讀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讀這本書。
你可以從中國近代曆史的角度來閱讀。正如上麵所說，美軍第十五步兵團常駐天津本身就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部分。義和團運動失敗後，這個團來了，所以這本身就是列強特權的一種體現。“七七”事變後不久，這個團走了。因為據說它已經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其實這個團的撤離本身正是當時美國政府試圖對中日戰爭保持中立，置身事外的政策的一個體現。
你可以從中美關係史的角度來閱讀。第十五步兵團中的一些軍官後來都成了中美關係史中的重要人物，如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馬格魯特。在中國的經曆幫助他們成為“知華派”，但這段經曆對他們後來的前程以及對中國的態度的影響是很不一樣的。
馬歇爾無疑是他們中間官階最高、聲望最高的，20年代在華時他就是第十五團的中校指揮官，後來成為二次大戰中美國陸軍參謀長，被美國一些曆史學家稱為是“勝利的組織者”。大戰結束後他功成身退。但杜魯門總統又派他出使中國，這才有馬歇爾調處。在調處初期，他力壓蔣介石不能發動內戰，力促中國國共兩黨講和，曾在短期內給中國人民帶來和平的希望。蔣介石對馬歇爾的這段經曆一直懷恨在心，以至在日記中寫道：“世界上有兩大壞人：一個是斯大林，一個是馬歇爾”，有時甚至侮辱性地把他的名字寫成“馬下兒”，馬歇爾去世時還憤憤地說，這是上天的報應。自然，中國曆史不是馬歇爾一個人改變得了的。
史迪威在二戰中指揮滇緬戰場，他身患重病，仍身先士卒，與士兵一起在緬甸的熱帶叢林中行軍，曆盡艱辛。他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始終主張國共兩黨共同抗日，主張把部署在陝甘寧包圍中共根據地的精銳部隊調到前線去打日本，並主張將租界物資分配給中共領導的敵後武裝，惹惱了蔣介石，最後終於被召回，而沒有在中國看到抗日戰爭的勝利，並在1946年過早地病逝。朱德總司令稱他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周恩來稱他是最優秀的戰士。正是為了國共合作抗日，史迪威提議派遣美軍觀察組去延安，而組長就是他在十五步兵團的戰友包瑞德，當時他是美軍中傑出的中文教官。這是中共與美國官方的第一次接觸。觀察組給美國國內發回了許多真實反映中共、反映敵後根據地的報告，以至在美國決策層引起了一場關於對華政策的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