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寫的回憶錄《情愛不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發行。今天愛妻王靜珠的長篇回憶錄《癡愛一生》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一個是《情愛不老》，一個是《癡愛一生》，遙相呼應，儼然就是姊妹篇。
王靜珠一生癡愛電影事業，自幼兒時放學被同學推著爬上蘇州一家電影院的窗台，偷偷掀開那厚厚的黑色窗簾，窺見白色銀幕上放映神奇的光影，她的心就被俘獲了，從此對電影癡愛一生，立誌要為電影事業奮鬥。
她一生還癡愛一個人。說也奇怪，她從小到大，被無數人寵愛，及至長大成人，更被無數男人追求，可她始終無動於衷，無一動心。直到1956年，她在一次全國話劇會演的劇院裏，偶然與一位年輕軍人擦肩而過……不是一次，是三次擦肩而過，三次彼此回頭凝望，奇怪吧，兩個人都“怦”然心動了。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傳奇般的人生，癡愛一生。
1957年，正當我們的初戀猶如初春的花蕾、含苞待放之時，一場可怕的暴風雪襲來……在那次遍及全國的政治運動——“反右運動”中，她心愛的人正在異地遭受政治批判。她不明白，剛剛主演了一部被全國人民熱愛的電影《董存瑞》的愛人，怎麼轉眼間就變成了“大右派”，還要被批判、被打倒？！這時她身邊很多人勸她“這是政治鬥爭，還是快和張良劃清界限，“一刀兩斷”，可是她依然不顧一切地愛我，每隔三天必寫一封信給我，盡管收不到回信（張良已被隔離審查，信件被沒收），她仍一如既往，甚至發電報大聲疾呼：張良不是右派！
1958年，我受到嚴厲的政治處分，下放到東北某邊防部隊去當兵改造。她聽說這個部隊駐紮在東北吉林省通化，她立即下決心三次打報告辭去在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工作，要求下放東北北大荒，隻為了能與我同在東北。她認為“北大荒”可能離張良所在地通化近一點。其實與北京的距離相比，還遠了。很多人驚奇地問：“她傻了吧？！”隻有我心裏明白：她是愛得癡了。
1967年，又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又一次被打倒，還被冠以“漏網右派分子”被開除黨籍、降三級，下放到東北某林場當工人。王靜珠也被複員、處理，不是讓她跟隨丈夫孩子一起去東北，而是讓她一個人去蘇州，回她的出生地。王靜珠去問造反派人事科科長：“你們讓我一家分居兩地，這不是逼我們活離婚嗎？”人事科科長大怒：“不識好歹！想離婚可以，你馬上打報告，我馬上批！”王靜珠也大怒：“妄想！我就是死也不會和張良分開！”她摔門而去。
結果，她隨我在東北整整苦度了三個秋冬，冰天雪地裏，我扛木頭，她做家庭婦女，洗衣做飯，撫養孩子，真的是苦撐苦熬死去活來……
1973年，我被徹底平反，全家調來廣東珠江電影製片廠。不久，中央打倒了“四人幫”，全國敲鑼打鼓，歡慶政治解放。很快又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我慶幸又可以重操舊業，重新去做電影演員了。可是我失望了，我再也找不回當年飾演董存瑞時，“哥倆好”的那種感覺了。我身體發胖，已人到中年，現實迫使我思考必須“改行”，去找一個更適合的工作。我和王靜珠商量，我想改行學當電影導演，又發愁找不到適合的好電影劇本。沒有好劇本，也絕當不成好導演。王靜珠思考很久，終於下決心說：“我也改行吧，你既學當導演，我就學當電影編劇，專門給你寫劇本。”我大驚：“你這不是要放棄電影動畫專業嗎？！”她笑說：“這叫新的夫唱婦隨，我這一輩子就心甘情願圍著你轉！”
1980年，她給我寫的第一個電影劇本是《梅花巾》，我就是憑著這部電影登上了電影導演寶座。
她給我寫的第二個電影劇本是《少年犯》，這部電影讓我們榮獲了國家電影政府獎的“最佳影片獎”，又榮獲了“大眾電影百花獎”的最佳故事片獎。我本人還榮獲“文彙新時期十年十佳導演獎”。
然後，她專心扶我拍攝具有新時代特點、嶺南特色的南國都市片，如《女人街》《特區打工妹》《逃港者》《破爛王》《龍出海》《白粉妹》……在這些電影和電視劇中，她時而是編劇，時而扶植新人當編輯，時而又是獨立製片人。
2010年，在授予我“首屆文藝終身成就獎”頒獎會上，我激動地說：“我要把這個獎獻給我的愛妻王靜珠，感謝她在半個世紀裏，在性命攸關時刻，給予我的舍命相助。”
我看見會場上很多人站起來為她鼓掌，很多人的眼裏還滾動著激動的淚水。
今天，我以八十高齡，向我的老妻致敬！
餘下歲月，我堅信，我倆還會互相圍著轉！
張良
2012年3月26日
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