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瓦格納：《生命》
文化
作者：孫若茜
大衛·瓦格納與中文版《生命》
在接受采訪時，大衛·瓦格納（David Wagner）送給我一個手掌大小的德文小冊子，翻開明豔的黃色封麵，裏麵全部都是他收集的死亡事件：“她想接他五歲孩子的時候/一個男人在彼德拉赫朝兒子母親身上澆/汽油並點燃她/警察稱孩子父母雙方/沒什麼關係了。”“文森特·史（22歲）/新澤西，卡姆登一個糖果廠的助工/星期五滑倒了/連同肩上的可可麻袋/從他的工作台上/掉進了三米深的/熱巧克力池/死於/攪拌機的攪棒/擊中頭部/同事們/徒勞地試圖把機器/停下。”類似這樣的片段至少有30則，卻還不是他搜集的全部。他說自己更感興趣的其實是文學的講述而並非是關於所搜集的故事本身。
在大衛·瓦格納有著濃重自傳意味的小說《生命》（Leben）中，主人公同樣擁有一個裝滿“死亡”的文件夾，在書中，它被一頁頁展開，整整占據了近20頁的篇幅，在這本被譯成中文後不到230頁的書中，可以說占據了不小的比重。在這滿滿20頁的死亡故事中，作者始終以同樣的語調敘述著這些意外的事件，不論事件是否離奇，觀者似乎始終保持著平靜。同時，他所持有的斷句的節奏，以及依照斷句進行錯行的排版，都讓它們看起來很像是敘事詩，似乎在平靜之外，記錄者還希望賦予這些事件以額外的美感。
大衛說，他並不是刻意地將詩的形態引入到自己的文本中去表達詩意和死亡之間的關係，但他希望自己的文字擁有更大的信服力。他認為，文學語言本身就應該是一種有節奏的表達，優美的文字可以產生更大的信服力，讓讀者可以相信他，或說是主人公所經曆的都是真實的。他盡可能地將自己的描述變得簡潔、清晰，因為隻有這樣的語言才能製造出更強烈的美感。
雖然是相同的收集“死亡”，但大衛說起主人公之所以擁有這樣的癖好時，與談論自己不同。他說：“主人公對死亡事件的搜集，是因為隻有當一個人死了，才有可能有器官被捐獻給他來做肝移植手術，他才能夠活下來。”這很直接，也很實際。是的，《生命》這本書講述的就是主人公等待器官捐贈，等待著或是肝髒移植或是死亡的故事，這也是作者自己的故事。
大衛·瓦格納1971年出生在萊茵河畔的小鎮安德納赫，大學時代，他在波恩、巴黎和柏林攻讀比較文學和藝術史。曾居住在羅馬、巴塞羅那和墨西哥城並最終定居在柏林。200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處女作長篇小說《我的夜藍色的褲子》，此後又陸續出版了長篇小說《四個蘋果》、短篇小說集《都缺什麼》，以及幾本非虛構的作品，有關柏林的散文集《孩子說》、《柏林有什麼顏色》、《牆公園》。這些相對早期的作品都與他的疾病無關，也都沒有使他獲得太多的知名度。
直到他的第七部作品《生命》，這部因自己接受肝移植手術而書寫的自傳體小說，在2013年獲得了萊比錫書展大獎。它因此受到矚目，被譯為中文，並獲得了2014年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外國文學學會聯合舉辦並評選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在一並獲得該獎的6部作品中，這部小說還通過評審再次優中選優而獲得了由韜奮基金會自今年起增設的“鄒韜奮年度外國小說獎”。
大衛告訴我，其實他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要以疾病為主題來寫一部作品，因為他覺得沒有人會願意去看。他倒是一直想寫一個以醫院為中心的小說。他認為，對於旁觀者而言醫院的特別之處就在於，那裏彙集了很多人的故事，而對於生病的人，住院則將意味著被剝離於原有的生活，不論是家庭還是工作，在病床上的人所要麵對的就隻有他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本身。等待肝移植剛好給了他一個書寫醫院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