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考慮亞當·斯密那個選擇商品擔任交易媒介的說法，會發現雅浦島的居民領會到了真諦。斯密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有很多商品都被當作貨幣來使用：紐芬蘭的鱈魚幹、弗吉尼亞的煙草、西印度的糖，甚至還有蘇格蘭的釘子。但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後，在當時一代或者後一代人對其中某些例子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美國金融家托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就在1832年發表的《貨幣與銀行業簡論》（“Essay on Currency and Banking”）一文中表示，斯密以為這些記載證明了商品作為一種交易媒介的存在，但實際上這些東西並沒有起到這種作用。19在所有這些例子中，交易的公認單位都是鎊、先令和便士，和現代英格蘭的情況完全一樣。賣家在賬簿上逐漸累積、記錄下來的信用，以及買家的債務，都是以貨幣單位標注的。買賣雙方間的賬目之後可能會按照某種等同於債務價值的商品或其他東西來結清，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商品就是“貨幣”。著眼於商品支付過程，而忽視其背後的信貸與清算體係，完全是搞錯了研究的方向。而且，像斯密那樣，接受商品本身就是貨幣這樣一種觀點，一開始從表麵上看可能符合邏輯，但最終得出的結論卻是荒謬的。作者阿爾弗雷德·米切爾·英尼斯（Alfred Mitchell Innes）著有兩本關於貨幣本質的傑作，他的作品雖然未受重視，卻以通俗但精準的語言總結了斯密關於紐芬蘭鱈魚幣的問題：
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一種大宗商品無法當作貨幣來使用，因為如果這樣，需要社區的全部成員都認可這種交易媒介。這樣的話，如果漁民用鱈魚買補給品，商販又要同樣用鱈魚來為鱈魚付錢，這明顯是荒謬的。20
如果雅浦島的“費幣”不是一種交易媒介，那麼它們是什麼呢？更確切地說，如果“費幣”不是貨幣，那麼雅浦島上的錢是什麼呢？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非常簡單。雅浦島的貨幣不是費幣，而是背後的一套以信用記錄以及靠這種記錄進行清算構成的體係。“費幣”隻是用來記賬的表征。和紐芬蘭一樣，雅浦島的居民在交易魚、椰子、豬以及海參的過程中，會積累信用與債務。這些信用與債務可以用來抵消交易中彼此需要清算的款額。隻要交易對方允許，人人都可以用“費幣”這種通貨兌換適當價值，通過這種方式在單筆交易完成後把未結清的賬目清掉，也可以按日或周為期限結清；賣方和雅浦島上的其他人都享有這種賒賬的信用，而“費幣”就是對這種信用的有形可見的記錄。換言之，硬幣和通貨都是表征，用來記載信用記錄這個基礎的體係，並實施清算這個基礎的過程。在雅浦島，即便石幣掉進海中，也不會有人質疑石幣持有者的財富。就算是在經濟規模比雅浦島更大的地方，也會需要信用記錄和清算體係。但通貨本身不是貨幣。貨幣，是信用記錄以及信用清算構成的體係，通貨隻是這個體係的代表。
對現代的讀者來說，他們或許已經很熟悉老一套的說法了，或者將其看作是明擺著的事情。他們這樣看的確有自己的道理。畢竟，從把貴金屬鑄成硬幣的那一天起，把貨幣看成是一種商品，把貨幣交易看成是貨物與一種有形交易媒介的交換，大概就成了自然而然的觀點。而當法律賦予聯邦儲備紙幣（Federal Reserve note）或英格蘭銀行紙幣（Bank of England note）的持有者在“憲法大道”和“針線街”上出示它們的權利，並賦予其贖回一定量黃金的權利時，這種說法其中的道理就更明顯了。不過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今天，在現代的貨幣體製中，美元、英鎊或者歐元，都不靠黃金支撐——也沒有什麼法律權利可以保證我們可以把手中的鈔票換成黃金。很明顯，現代的紙幣隻是種表征。更厲害的是，在我們的經濟中，大部分通貨並沒有以紙幣的形式存在。我們的國家貨幣，絕大部分——在美國大約是90%，英國則是97%——根本沒有實物形態。21這些錢隻是由我們銀行中的賬戶結餘構成。在如今進行的大部分貨幣支付中，唯一有形的工具是一張塑料卡片和一塊小鍵盤。如果說一副微芯片和一條無線Wi-Fi連接就是一種交
美聯儲總部位於華盛頓憲法大道上，而英格蘭銀行大樓則坐落在倫敦的針線街上。兩家機構都發揮著中央銀行的作用。——譯者注易媒介商品，維護這種說法的理論家一定非常勇敢。
可以說是一種奇怪的巧合，在20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家中，凱恩斯不是唯一一個向非常明白貨幣本質的雅浦島居民致敬的人。1991年的時候，很難被稱為凱恩斯理論追隨者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也看到了福內斯那本沒名氣的書。79歲的弗裏德曼同樣對雅浦島有很高的評價，認為雅浦島擺脫了商品硬幣這套傳統但不健康的製度，是值得讚賞的。而且，該島對公認的實體通貨很明顯漠不關心，說明了貨幣不是一種商品，而是信用與清算構成的一套體係。弗裏德曼寫道：“在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期裏，‘文明’世界就表現為要把深藏地下代表財富的金屬挖掘出來，耗費極大人力鍛造，再長途跋涉，將其放到精心設計的地庫中，再次掩埋回地下。這種行為真的就比另一種更加理性麼？”22
如果說在兩位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中，能獲得其中一位的讚賞可能是種幸運；要是兩人都發表讚譽，那這件事絕對值得關注。
貨幣曆史證據的毀滅：英國財政部塔利符木的命運
凱恩斯和弗裏德曼雙雙為之叫好的雅浦島經濟世界觀——即貨幣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信用，貨幣交換是信用記錄的清算，而且通貨僅僅是基礎信用關係的表征——在曆史上並非獨一無二。對那些需要實際管理貨幣的人來說——尤其是對那些財務狀況處於迫在眉睫的人來說——把貨幣看成信用而非一種商品的觀點，一直受到強烈推崇。一個知名的例子就發生在1565年土耳其人發動的“馬耳他大圍攻”期間。由於奧斯曼帝國遲遲不解除封港令，金銀的供給開始短缺，馬耳他騎士團被迫用銅來鑄幣。騎士團所信奉的、用來提醒人們何為價值根本的格言似乎非常契合雅浦島的居民的想法：“Non Aes, sed Fides。”——“重要的不是金屬，而是信任。”23
不管怎麼說，在數個世紀中，把貨幣看成一種商品，把貨幣交易看成貨物與交易媒介的交換，以及把信用看成是出借貨幣這種商品的保守觀點，都獲得了大部分理論家和哲人的支持，因此這種觀點也就統治了經濟思想，還有大多數時候的政策。不過，如果關於貨幣的傳統理論明顯是錯的，為何有如此之多經濟學家與哲學家用傑出的作品認同該觀點？為何今天的經濟學專業仍在參考這一傳統理論的基本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堅持把這些觀點當成現代經濟思想的基石？簡言之，就是關於貨幣的傳統理論為何會長盛不衰？這裏有兩個根本原因，都值得仔細思考。
第一個原因必然與貨幣的曆史證據有關。問題不在於曆史早期的貨幣證據過少，而是有關貨幣的曆史證據實際上隻有一種——就是硬幣。全世界的博物館收藏著大量硬幣，有古代的也有現代的。硬幣和硬幣上麵的鐫刻文字是了解古代文化、社會以及曆史的主要考古證據。憑著天才學者的解讀，硬幣上雕刻的圖案和縮寫的文字給出了大量關於古代國王的曆史、典籍中神明的等級以及古老共和國意識形態的信息。錢幣學，這個完全是學術性的學科，其工作就是致力於研究硬幣；和外行的想法不同，這門學科和集郵完全不是一回事，錢幣學是曆史研究中最成熟的領域之一。
但是，對研究古代曆史來說，尤其是在關於貨幣曆史的研究中，硬幣為何會如此重要，真正原因在於硬幣是保存至今的東西。24製造硬幣的材料是耐用金屬——而且通常都是金銀這種可以永存的金屬，不會生鏽，也不會被腐蝕。這樣一來，硬幣就能免遭破壞，比別的大部分東西保存得都要好。更重要的是，硬幣本身是有價值的，因此人們總會把它埋藏起來——更容易讓數十年、數個世紀，甚至是上千年後孜孜不倦的曆史學家或錢幣學家發現它們。但問題在於，沒有哪一個領域會像貨幣的曆史這樣，其研究方法完全依賴保留下來的實體證據，而這些證據又將人引入錯誤的認識。這裏有一個不幸的故事，講述了一種最重要的、有關貨幣曆史的證據遭到毀壞的過程。它可以向我們揭示和其他領域相比，為何貨幣曆史更容易受到保存下來的實物的誤導。
從12世紀到18世紀末的600多年中，英格蘭公共財政事務的運作依靠的是一套簡單但別出心裁的記賬技術：英國財政部的塔利符木。塔利（tally）是一根木條——通常取自威斯敏斯特宮外泰晤士河河畔的楊柳樹。塔利木條上的刻痕標注了財政部往來的款項，有時上麵也會出現文字。有的塔利是領主向王室繳稅的收據，其他的塔利則代表資金流向相反的交易，記錄了統治者向知名屬民貸款的金額。一條保存下來的塔利上寫著，“福爾克·貝賽特以9英鎊4先令4便士買下了維科姆區的農田。”——這是13世紀倫敦主教福爾克·貝賽特（Fulk Basset）欠亨利三世國王的一筆債務。即便是賄賂似乎也一直用財政部的塔利來記錄：一條由個人收藏的塔利，上麵保存的信息就委婉地記載了可疑的內容，“威廉·德·圖勒維克以13先令4便士換得國王的美意。”25
支付的詳細信息一旦被記錄到塔利上，這根木棒就要從正中間豎著掰成兩條，交易雙方各持一半留作記錄。債權人的一條被稱作“stock”，債務人的一條則叫作“foil”；之後，英國就用“stock”這個詞代指國債，這種用法一直延續到今天。柳木獨特的紋理保證了這種信用記錄不可能被偽造；而這種記錄本身也便於攜帶——而不是僅僅記錄在威斯敏斯特的財政部賬簿上。這些屬性使得財政部的信貸可以從最初的持有者那裏傳遞到第三方，用來償付毫無關聯的債務。用現代財務術語來說，塔利符木是種“無記名證券”：就像債券、股票、紙幣這樣的財務義務，不管是誰，隻要持有這種實體記錄，就可以受益。
曆史學家認為，在中世紀的英格蘭，絕大多數財政工作應該都是通過塔利符木來進行的；而且大量貨幣交易也應該是通過這種工具處理的。稅項到期需要支付之時，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記錄在塔利符木上的信貸。然而，這一點現在是無法確認了。雖然在數個世紀中一定有數百萬根塔利符木被製造出來，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到了19世紀初，英國財政部中還保留了數千根塔利，但到了今天隻有一小把樣品保留了下來。這個不幸的局麵要歸咎於19世紀英格蘭對行政改革所持的那種臭名昭著的狂熱。
雖然在之前的500年中，塔利符木體係證明了自身出色的效用，到18世紀末，人們還是認為到了放棄這種工具的時候。用帶刻痕的木條記錄賬目——更不用說在英格蘭銀行發行精致紙鈔的同時，還把木條當成錢來使用了——這在當時被認為簡直是原始人的行為，肯定不能適應商業與科技上的巨大進步。1782年的一項議會法案正式廢除了塔利符木，不再將其作為財政部記賬的主要工具——不過由於舊製度中的某些虛職仍然存在，這條法案等了差不多半個世紀，直到1826年才正式生效。在1834年，隨著財政部出納科這個古老的機構被最終撤銷，最後一根財政部塔利符木也被紙幣取
代了。26
曾經的塔利符木體係最終被取消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財政部中剩下的那些數量龐大的塔利存檔該怎麼處理。改革分子普遍認為，這些在過去雖然是大英帝國記錄財務賬目一直使用的工具，但現在隻是令人尷尬的遺留物“就和魯賓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e）在荒島上記錄日曆一樣”，應該不假思索地將這些東西燒成灰燼。27 20年後，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記錄下了這一舉措帶來的不幸後果：
說來也巧，人們偏要在上議院的一個爐子裏燒掉它們。這些可笑的木條塞得太滿，爐子點燃了鑲板，鑲板點燃了上議院；上議院點燃了下議院；兩間房子都燒成了灰；建築師被叫來建造新的；所以我們現在又一次陷入了上百萬的開支中……28
當然，議會大廈可以重建。事實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泰晤士河河畔，才
《魯賓遜漂流記》一書中的主人公。——譯者注會矗立著壯麗的威斯敏斯特宮。然而，無法從大火中搶救的，是塔利符木構成的有關英格蘭財政與貨幣曆史的無價記錄。29那些靠私人收藏才幸免下來的塔利為數不多，曆史學家隻能依靠它們來開展工作。幸好當時還有文字記錄記下了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30不過，那些記錄了整個中世紀英格蘭貨幣與金融狀況的威斯敏斯特檔案，那筆巨大的知識財富，卻不可挽回的失去了。
如果說這件事對中世紀英格蘭的貨幣曆史來說是個損失，那麼貨幣曆史的整體情況則更糟糕——那些尚無文字記錄的社會更是如此。保留下來關於貨幣的實體記錄大多都是硬幣：然而正如英國塔利符木體係所顯示的那樣，鑄幣可能隻是整個貨幣曆史中的冰山一角。貨幣與金融曆史知識的廣袤大地，是我們無法抵達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沒有關於這些體係存在和運作的實體證據幸存下來。我們隻需想象一下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肅性：如果說一場自然災難毀掉了我們現代金融體係的所有數字記錄，那麼未來的曆史學家重建我們這個時代貨幣曆史的希望有多大呢？我們隻能把希望寄托在推理上，並且盼望這些曆史學家不會把殘存下來的英鎊硬幣和歐元硬幣，當作是我們貨幣的全部，並用這種假設理解我們現代的經濟生活。
做一條離水之魚的好處
貨幣的傳統理論緣何能長盛不衰，第二個原因與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本身有直接關係。中國有一句諺語：“魚在水中不知水”。這是對“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為何不同於自然科學的一個簡潔解釋，說明了為什麼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為何不同於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在自然科學領域，我們研究的是實體世界，至少從原則上說，這個世界是可以得到客觀認識的。在社會科學領域則不是這麼簡單。在這些領域，我們以個人或群體為目標，研究我們自己。社會和我們自己無法脫離我們本身——而且和自然科學相比，這一點使得客觀認識事物變得異常困難。一套製度距離我們日常生活的核心越近，想要跳出圈子來分析它就越困難——想這樣做也就越具有爭議性。貨幣本質為何如此難以厘定，以及這個話題為何從古至今都存在爭議，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我們的經濟生活中非常主要的一個部分。當我們嚐試去了解貨幣時，我們就像中國諺語中的那條魚一樣：想要了解的是自己遊在其中。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在社會科學領域展開的研究都是浪費時間。或許我們無法對自己的習慣、風俗以及傳統得到一個絕對客觀的認識；但通過在不同曆史環境下對它們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客觀地認識。這就好比外出遠足時，可以從遠處兩個不同的角度對一點進行觀察，從而用三角定位法確定這一點的位置。通過在其他時期、其他地點以及其他文化中觀察一個熟悉的社會現象，我們就可以知道很多關於它的信息。具體到貨幣這個問題上，唯一的問題是，它是經濟中非常基礎的一個元素，基礎到了很不容易找到觀測它的機會。大多數時候，貨幣就是個司空見慣的東西。隻有在正常的貨幣秩序被擾亂的時候，我們才會注意到它。當貨幣秩序解體之時，水才會暫時從魚缸中倒出來，就在這一刻我們才變成了離水之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