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這本書的寫作開始於2006年6月7日之後不久。就在那天，我在《外交政策》雜誌開設了題為“厚實力對微力量”的專欄，該專欄的主旨是，人類生活的方方麵麵都麵臨著這樣一個趨勢，即“權力世界裏的主體能夠迅速聚集龐大的權力，傳統主導力量被新加入者成功挑戰，而權力本身變得易失且難以行使。實際上，這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至關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尚未得到充分的認識”。該專欄反響甚佳，使我深受鼓舞，於是決定把它拓展成一本書。最終，“隻不過”花了七年的時間，我的觀點終於呈現在這本書裏……沒錯，我寫得有些慢了。
但這本書七年方成，除了寫作速度的原因，還有其他事情使我難以專注。直到2010年，我一直擔任《外交政策》雜誌的主編，這項煩瑣的工作放慢了我的寫作進度，但同時也給了我大量的機會檢驗、拓展和完善我的觀點—關於權力是如何改變的。還有《外交政策》的供稿作者以及該雜誌傑出的工作人員，與他們的交流給予了我源源不斷的靈感、信息以及智識激勵。沒有他們的話，有些事情我一人無法做到，為此，我非常感謝他們。
我在本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是在西達爾塔·米特（Siddhartha Mitter）的幫助下發展完善的，軍功章有他的一半。他的支持、建議以及對本書的所有貢獻都是至關重要的，西達爾塔才華出眾，而我更要感謝的是他的慷慨奉獻。詹姆斯·吉布尼（James Gibney）是我在《外交政策》聘請的第一位編輯，他對本書的完成也功不可沒。作為我認識的最好的編輯之一，他幫助我厘清思路，敦促我以盡可能清晰的語言呈現自己的觀點。這兩位傑出的同事同時也是我親愛的朋友，我很榮幸得到他們的幫助。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傑西卡·馬修斯細致地閱讀並評論了本書的幾版書稿，孜孜不倦地為本書提出新的觀點、批評以及指導意見。馬修斯在1997年撰寫的文章《權力轉移》一直是該領域的基石之作，幾乎影響了我們所有就權力及當代權力變化話題寫作的人。傑西卡還給予了我充足的時間，讓我在基金會完成本書。其實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基金會始終是我的“專業書房”。我深深地感激馬修斯以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同樣，我也非常感謝菲爾·貝內特（Phil Bennett）、何塞·曼努埃爾·卡爾沃（Jose Manuel Calvo）、馬特·伯羅斯（Matt Burrows）、烏裏·達杜什（Uri Dadush）、普朗克·福山（Prank Fukuyama）、保羅·羅勞迪奇納（Paul Laudicina）、索利·奧澤爾（Soli Ozel）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他們在閱讀全部手稿之後提出了詳盡的意見，使得本書質量大幅提高。我還要感謝斯特羅伯·塔爾波特（Strobe Talbott），這位老友為人慷慨，現任布魯金斯學會主席，他不僅撥冗閱讀本書的幾版書稿，還投入許多時間幫助我完善權力的衰退的啟示部分。
在本書漫長的孕育過程中，還有一些人要感謝，他們給予了我寶貴的時間，分享他們的見解，評判我的觀點，還有一些人閱讀了早期個別章節的書稿並提出意見，在此要感謝的有：莫特·阿布拉莫維茨（Mort Abramowitz）、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裏卡多·阿維拉（Ricardo Avila）、卡羅·德貝內代蒂（Carlo de Benedetti）、保羅·巴拉然（Paul Balaran）、安德魯·伯特（Andrew Burt）、費爾南多·恩裏克·卡多佐、湯姆·卡弗（Tom Carver）、埃爾克·查帕羅（Elkyn Chaparro）、 盧爾德·庫埃（Lourdes Cue）、韋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湯姆·弗裏德曼（Tom Friedman）、婁·古德曼（Lou Goodman）、維托爾·哈爾伯施塔特（Vitor Halberstadt）、伊萬·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史蒂文·庫爾（Steven Kull）、裏卡多·拉戈斯（Ricardo Lagos）、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路易斯·阿爾韋托·莫雷諾（Luis Alberto Moreno）、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迪克·奧尼爾（Dick O'Neill）、裴敏欣（Minxin Pei）、邁特·裏科（Maite Rico）、吉亞尼·裏奧塔（Gianni Riotta）、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喬治·索羅斯、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傑弗·托雷斯（Gerver Torres）、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埃內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和鮑勃·策利克（Bob Zoell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