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資本主義的改造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采取和平競賽、優勢互補、相互融合的辦法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改造，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利用政權的力量，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或者思想動員、群眾運動的辦法，或者二者兼而用之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這類辦法和措施，在建國初期，為了鞏固人民政權（無產階級政權），粉碎反動勢力的經濟實力和反抗，奠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基礎，是必要的、正確的。但是，如果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實際和要求，急於依靠行政命令手段和群眾運動來搞“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唯意誌論地搞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勢必要陷入空想與謬誤。鄧小平在提出“一國兩製”構想時，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也總結了這方麵的曆史經驗，闡明了一種新的思路。
在談到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製”政策時，鄧小平反複闡明這種政策在下個世紀“前50年不能變”，“50年之後不需要變”。這個“不變”指的是什麼呢？指的就是在中國主體地區堅持社會主義製度不變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允許香港地區保留資本主義製度，實行兩種製度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優勢互補、相互融合的政策不變。中央政府不會利用自己的權威，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改變香港地區的資本主義製度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是否需要改變，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隻能由香港人自己去作出決定。中央政府這種政策在下個世紀“前50年不能變”，是因為改變了：第一，不利於祖國的和平統一；第二，不利於香港的繁榮與穩定；第三，也不利於內地改革開放和實現第二步發展戰略目標在下個世紀中葉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50年之後不需要變”，也是指的中央政府的上述政策不需要變，因為那時大陸發展起來了，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和內地的潛力充分展現出來了，中央政府也就不必去改變政策，香港人自己會去考慮，決定是否需要作某些改變。所以鄧小平同誌對港澳同胞反複說：“我們在協議中說50年不變，就是50年不變……到了50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
但是，另一方麵，鄧小平同誌並未否定香港自身在這種兩種製度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優勢互補、相互融合中會“變”，要“變”。他在反複闡明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的同時，也談到了“變”的問題。鄧小平說，“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要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麵，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麵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這種“變”與我們過去習慣了的“變”，是迥然不同的思路。
總之，“一國兩製”構想的提出，是深入、正確地分析了當代國際形勢的新特征和我國大陸、香港、台灣目前的實際，糾正了長期以來在指導路線上“左”的傾向，全麵恢複和發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貫徹黨曆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卓越創造。正如鄧小平1984年6月所說：“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製定各方麵工作的政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製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後來又說，“如果‘一國兩製’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然而，這畢竟是前人從未提出過的新思路、新辦法、新創造。製定這樣的新政策，沒有一點像鄧小平同誌這樣的膽識和膽略是不行的。這裏包含著對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充分鞏固和強大、對社會主義製度具有不容爭辯的優越性和在和平經濟競賽中必定勝利的堅強信念，也包含著敢於衝破一切不符合實際的條條框框的束縛，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巨大政治勇氣。因此，為了深刻理解，切實貫徹好鄧小平“一國兩製”的構想，我們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清除頭腦中“左”的思想影響，在思維方式上進行一次深刻的變革，同時還要做一個有膽有識的社會主義改革家。
當然，推行“一國兩製”的政策能否順利取得成功，不隻取決於我們一方。國際上、港台內部都會有一些人總是企圖借機挑起事端，從中進行破壞和陰謀活動。因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對不論來自“左”麵的，還是來自右麵的一切企圖破壞“一國兩製”構想的行為和做法，都要堅決進行針鋒相對而又必要的鬥爭。離開必要的鬥爭，“一國兩製”的構想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
（原文發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誌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