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這樣做，也引起了《真理報》編輯部內部的衝突。“黨的生活”專欄編輯原先按照中央開展民主辯論的決議，刊登各種意見的討論稿件。主編布哈林等，指責這是“反中央”，季諾維也夫直接幹預刊登稿件的事，於是，專欄主任、副主任相繼辭職。
翌年元月，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對這場爭論作了總結。對反對派提出的意見一概予以否定，並且扣上了“其用意就是要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和擴大新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的帽子。這樣，從1923年9月中央全會開始的黨內生活民主化的進程，就此夭折。列寧在“遺囑”中最擔憂的事果然發生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出現了分裂，不過不是在他身後，而是在他生前。從列寧年譜上看，重病之中的列寧一直通過報紙了解事態的發展，但至今未見到列寧對這場爭論發表過什麼意見。隻有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1924年1月8日在莫斯科的一個區曾發表講話，認為“目前黨員群眾的積極性不高”，“需要改組黨的機關，使之適應當前的階段”。1925年，她又明顯地站在托洛茨基一邊為之作辯護，這也許能提供一點了解列寧觀點的線索。當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決議公布後，列寧讓克魯普斯卡婭給他念了兩天報。他仔細地傾聽著，偶爾提一些問題。讀完決議後的次日，列寧的病就突然惡化，下午即與世長辭。他的病情最忌憚情緒激動。也許，決議對他的刺激太大了。
總之，在這場爭論中，托洛茨基等人是采取了一些錯誤的做法，表示了一些正確的或合理的意見，而“三駕馬車”等政治局中的多數派，則采取了一些不妥當的做法，維護了一種初露端倪的不民主的黨內生活製度。
三、23年反托洛茨基鬥爭對斯大林政治體製形成的影響
在這場爭論中，由於批判了“把民主偶像化”，對黨內實行民主製規定了兩個條件，實際上否定了擴大黨內民主，建立健全黨內民主製度的必要性，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如此。這就為蘇共黨內以至整個國家政治生活中建立高度集權的體製奠定了理論依據，在輿論上掃清了道路。由於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黨的機關應當服從黨的意誌，成為執行黨的決議的工具，這就使得黨的權力愈來愈集中於黨的機關，愈來愈集中於黨的書記處，乃至愈來愈集中於書記處的第一把手身上，而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乃至中央政治局的實際權力則愈來愈小。以致一年多以後，在這場爭論中同斯大林站在一起的一些領導人，也認為中央書記處的權力過大，實際上也認為作為總書記的斯大林的權力過大，要求書記處“技術化”。斯大林在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承認，“加米涅夫講的是一種話，他傾向於一方麵；季諾維也夫講的是另一種話，他傾向於另一方麵；拉舍維奇講的是第三種話；索柯裏尼柯夫講的又是第四種話。雖然他們講的話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使他們完全聯結在一起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書記處問題……現在他們已經不是要求使書記處政治化，而是使書記處技術化；不是要求取消政治局，而是要求政治局擁有全權”。
在爭論過程中，不論政治局中的多數派領導人的發言、報告、文章，還是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總結，都絲毫沒有肯定辯論中對黨中央提出意見的任何合理性，而是把對黨內生活提了批評意見的統統說成是“反對黨中央”、“反黨”。這就開創了給向黨中央提了不同意見的人隨意扣“反黨”帽子的先例。從此以後，蘇共黨內打了那麼多“反黨集團”，都是由此發端。這樣就堵塞了在黨內對一切重大問題開展自由討論的言路，扼殺了黨內民主，愈來愈造成“上層作決定，下層管執行”的局麵。
這場爭論，反對了托洛茨基等人的非組織活動，這是應當肯定的。但是，政治局中的多數派，把自己控製的黨的機關報變成了為自己一派觀點服務的輿論工具，使黨報變成為派報，也是不正當的。這在實際上是在合法身份的掩護下進行的另一種形式的派別活動。這在蘇共曆史上也是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中輿論工具都是由黨的機關掌握的，這種做法就使得掌握了輿論工具，以後則進一步發展為掌握了鎮壓工具的黨的機關和領導人的權力，實際上愈來愈大，愈來愈不受監督，而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以至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則愈來愈失去最高權威性。
在共產黨與整個社會的關係問題上，斯大林後來還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專政’，是它的黨即無產階級的主要領導力量的‘專政’”，以及“在蘇聯隻有一個黨，即共產黨存在的基礎”的理論。這樣，斯大林政治體製的基本框架也就構築成功了。
列寧時期的政治體製，顯然與斯大林時期的迥然不同。
列寧開始是把蘇維埃政權具體化為一種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多元製結構的。在蘇維埃內部允許與工農有聯係的政黨，包括社會革命黨的左翼和右翼、孟什維克、勞動派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存在，並且互相競爭。他隻是主張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選舉中在獲得多數席位的基礎上由布爾什維克組織政府，反對建立一個由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組成所謂“清一色的社會主義政府”。但是列寧並未要求一黨組閣。在一段時間裏，布爾什維克黨是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成聯合政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擔任了農業、司法和郵電人民委員，參加了各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會。隻是到討論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全俄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經過激烈辯論，以多數通過批準和約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才自己退出了政府。1918年6月14日，由於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了反對蘇維埃的鬥爭，全俄中央執委會才通過決議，從中央執委會以及一切蘇維埃組織中開除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實行糧食壟斷和建立貧農委員會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又自己退出了蘇維埃，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還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叛亂。但是，這些政黨在蘇維埃之外，仍可公開進行活動。1918年底，在國內戰爭期間，當孟什維克中央聲明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不同資產階級合作，放棄召開立憲會議口號之後，全俄中央執委會還撤銷了上述6月14日的決議。次年2月，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廢除了上述決議。1919年，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黨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是公開舉行的。1920年及以前，左派社會革命黨以及從其中分裂出來的民粹主義共產黨、革命共產黨等，通過了自行解散或要求合並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決議。1920年、1921年，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一部分首腦，參加了喀琅施塔得、坦波夫等地的武裝叛亂。這兩個黨在1922年莫斯科審判之後，才被宣布為非法。從此，蘇聯才形成了一黨製的局麵。這是在曆史發展中客觀形成的局麵。
也許，在審判社會革命黨人案件時，打擊麵有些過寬。對參與反革命叛亂活動的人，實行懲辦是理所當然的，但對這些黨派的其他成員也許可以更加寬容一些，可以允許他們繼續進行合法活動。這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會更加有利。對於要求並入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黨派，也許可以勸告他們繼續保持自己的組織，以便與布爾什維克黨互相監督、互相製約，等等。但是，列寧從未斷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黨製是必然的、必需的。相反，列寧曾指出，在基本革命改造結束後，應該進行自由選舉。其他黨派在選舉中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綱領。
在黨內生活中，列寧時期從未形成個人說了算、黨的機關淩駕於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之上的情形。重大問題都由中央委員會討論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部，列寧的意見固然有很大影響，有時，為了他的意見能夠得到多數票通過，甚至不惜以退出中央委員會相威脅。但是，在作決定的時候，隻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無大家服從領袖，第一把手定點子的做法。列寧的意見和建議，並不總是能自動被人采納的，他往往必須為自己的觀點作辯護。中央委員都能自由發表意見，並且可以爭取大多數人通過自己的意見。列寧也像別人一樣，需要尋求支持，想方設法勸說別人接受他的建議，以保證自己的意見最後獲勝。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從組織政府是否吸收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工會的作用問題、對外貿易壟斷問題和格魯吉亞問題，無不如此。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誰都可以反對列寧的意見，許多人事實上都反對過列寧的意見。因此，當蘇俄著名活動家越飛在給列寧的信中說，中央就是他時，列寧立即指出，“您這就錯了，隻有在非常激動和疲勞過度的情況下才能寫出這種話來。原中央（1919-1920年）在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上擊敗了我，這件事您從辯論中已經知道了〔俄文原版注：看來指的是俄共（布）中央1920年12月7日，全會討論水路運輸工會同鐵路航運工會中央委員會的衝突問題。列寧及其擁護者處於少數，布哈林提出的決議案得到了通過〕。在組織問題和人事問題上，有無數次我處於少數。您擔任中央委員時曾多次親自看到過這方麵的例子。”
當時，黨的代表大會擁有最高權威。一切黨內有爭議的重大問題，最後都由黨的代表大會裁定。有不同意見的各方，可以在代表大會上公開地、自由地發表意見。如中央委員會內部有不同意見，除多數派的決議草案和報告提交代表大會外，少數派還可以向代表大會闡明自己的意見，提出自己的決議草案。列寧認為，在代表大會未作出決議之前，各種思想、意見之間的自由討論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列寧曾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樣寫道：“‘我們的代表大會是多麼好啊！’公開地、自由地進行鬥爭。各種意見都發表出來，各種色彩都呈現出來，各種集團都暴露出來。手舉過了，決議通過了，階段度過了。前進吧！――這是多麼好啊。這才是生活呢。”十月革命後的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圍繞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爭論，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圍繞工會問題的爭論、都是如此。
在爭論過程中，列寧有時用詞極其尖銳。但是，在通過決議之後，列寧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決不歧視。在黨的十大決議中，列寧有意保留1920年九大決議中關於“對黨內決定的某一問題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決不允許給予任何迫害”（《蘇共決議彙編》俄文1953年版，第1冊，第509頁）的規定繼續有效。因此，法國著名蘇聯問題專家莫希?萊文公正地說，列寧“並不是黨內的一個獨裁者，而是黨的領袖”。
國內戰爭期間，國家和黨內政治生活中需要有高度的集中統一，需要有“鐵的手腕”。因此，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在《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中曾明確規定：“黨正處在絕對需要有最嚴格的集中製和最嚴格的紀律的環境下。黨的一切事業，可以集中的（出版工作、宣傳等）就應當為了事業的利益而加以集中”。具體表現就是組織上的極端集中製、幹部任用上的委任製和工作方法上的戰鬥命令製。這種嚴格的集中製並非指的在重大問題上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而是指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全會的決議通過之後，在執行過程中的集中統一和紀律。它並不排斥在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上，公開地、自由地進行不同意見的爭論。國內戰爭結束後，隨著蘇維埃國家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上來，在經濟上改行新經濟政策，在政治生活中也必須作相應的調整。因此，俄共（布）十大在通過改征糧食稅決議的同時，還通過了一個《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決議，中心講健全和擴大黨內民主生活的問題。與資產階級民主製相對立，提出了工人民主製的概念。列寧在“十大”召開前夕，在為十大準備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所寫的提綱中，關於當前的方針、政策列了四條：經濟方麵兩條，即租讓製和小農的地方周轉自由；政治方麵也是兩條，即反對官僚主義和爭取工人民主。列寧寫道：“概括地說兩種經濟基礎兩種政治的上層建築。”
《關於黨的建設問題》決議草案，是由布哈林起草的。季諾維也夫、斯大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拉狄克等，都先後參加了修改小組的工作，最後由列寧親自主持下在十大通過。決議要求像過去實行黨的軍事化方針一樣，“在不妨礙直接同反革命勢力作鬥爭的條件下毅然決然地實行工人民主製方針”。所謂黨內的工人民主製，就是對一切最重要的問題，在全黨必須遵守的黨的決議未經通過以前，展開廣泛的討論和爭論，保證全體黨員都積極地參加黨的生活，參加討論黨所麵臨的問題和解決這些問題，從下到上的一切黨的機關實行普遍的選舉製、向選舉人的報告工作製和自下而上的監督製，排斥一切委任製等。應當說，這是一項適時的、有重大意義的決議。其重要性，可以與十大通過的改征糧食稅，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相提並論。
以後，列寧還一再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包括反對黨的機關中的官僚主義，提出黨政職能應當分開。病重期間，列寧在口授的信件和文章中，要求對蘇維埃俄國的政治製度“實行一係列的改變”。他建議增加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的工農委員，改組工農檢查院，提高中央全會的權威，改革黨的領導機構和國家機關，發揚黨內民主，加強對領導機關的監督。列寧提出，凡與政治局的會議有關的文件，一律應在會議前24小時送交中央委員會和中監委各委員，要使一定人數的中監委委員參加每次政治局會議，“不顧情麵”地提出質問，審查各種文件，監督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工作，等等。
從上述可見，斷言列寧時期為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打下了不好的基礎是缺乏根據的、不公正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黨內爭論期間所表示的意見，總的來看，是符合列寧晚期關於擴大黨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的思想的，是符合十大關於在黨內實行工人民主製決議的。對於托洛茨基的批判，也就等於拋棄列寧晚期關於擴大民主的思想，拋棄十大上述重要決議的精神。因此，可以說，1923年秋冬的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事實上是在政治理論、政治體製上從列寧時期向斯大林時期轉變的重要中間環節和橋梁。斯大林時期的政治體製最終形成，則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擊敗了黨內最後一個重要反對派，形成了斯大林的一統天下之後。其惡性、極端表現則是在1937-1938年大恐怖時期。但是，對1923年秋冬這場鬥爭的不良影響，決不可低估。
（1988年11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