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認為，吸引群眾已成為和平的經濟建設時期更加必要得多的任務。要更加堅決地吸引廣大勞動居民階層參與國家的事務。他說，蘇維埃國家“過分集中化了”，必須采取一些步驟朝著公社國家的方向前進。他認為，“歸根到底，從遠景來看，我們的國家機關是這樣一種組織，往後它應當包括千百萬人，包括全體勞動者，成為向公社國家過渡的一定階段”。隨著一切階級差別的消滅，“將不再需要一般的國家強製機關”，“一切政治都將完全、徹底消亡。這種政治將代之以僅僅是對社會的經濟進行科學的管理和科學的領導”。
4.認為應當力求使工業化有盡可能高的速度，但是，農業是全部經濟的基礎，工業的發展速度必須考慮到農業能提供的可能性；國營工業應通過提高生產，降低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促進農業積累和擴大農民市場來促進自身的發展；計劃要保持各方麵的平衡，要留有後備，不能用“未來的磚頭”來建造“現實的工廠”。
布哈林說，“在我國，農業是全部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工業中進行積累不能長期沒有農業中的積累”。說工農業之間是互相依賴的，國民經濟的基本問題就是這兩個有決定意義的兩半如何能以最快的速度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問題。“一切企圖從某一個經濟領域出發來解決某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的嚐試，都是早就注定要失敗的。”“如果在基本的比例關係即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的計算上發生錯誤，那麼，工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再正確的結合，也不能避免發生極大的震蕩”。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問題上，布哈林主張工人階級應當竭盡全力盡快地搞好生產，盡可能廉價地生產和出售這些產品。他說，“可以不是靠價格，而是靠出售更多數量的商品（即擴大市場）贏得好處”。“如果我們從每一單位商品上少抽一些利，但是因此而年複一年地擴大能夠反轉來影響生產的農民市場的容量，如果我們少抽一些利，但同時竭盡全力加速資金周轉，從而增進城鄉之間、國營工業與農業之間、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之間的互相影響，那麼，開始的時候可能慢一些，但是很快我們就能趕上、超過並且遠遠地把我國經濟政策的第一方案（反對派的方案）（筆者注：指工業品高價、高盈利政策）所設想的積累速度撂到後麵去。”他還強調這個政策是“必須執行的”，因為無論如何都必須實現與農民的結合。說工農聯盟的問題，也是“我國建設中的基本問題”。
從這個觀點出發，布哈林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工業專政”論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說，也反對斯大林的“農民貢款”說。
布哈林特別強調在製定工業化計劃的時候，要考慮到各個方麵的比例關係，包括人民生活；要留有後備，反對搞高指標。布哈林說：“我們整個計劃經濟計算的軸心，我們全部經濟政策的軸心，應當是對日益展開的國家工業化的關懷……我們必須力求使工業化有一種盡可能高的速度。這是不是說，我們必須把一切都用作投資呢？這個問題是相當荒謬的。”他批評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甚至忘記了考慮一下後備政策”，“對預算提出了過高的要求”，計劃中建築材料留有很大的缺口等。布哈林用了一句以後常被人們引用的名言：“我們不能用‘未來的磚頭’建造‘現實的’工廠”。他說現有的速度，“是以預算的極端緊張、後備短缺、削減消費部分等等為代價達到的”。他批判了那種認為商品供大不應求的“商品荒”是社會主義優越性表現的說法，要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更多地注意輕工業的發展。
5.認為農業集體化必須完全堅持自願原則和合作社內部的民主製；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使農民在“始終有利於自己的情況下，逐步地、緩慢地得到改造”；主張先搞供銷合作、信貸合作，然後逐步進到生產合作；認為富農組成合作社也不要緊，無產階級國家應采取經濟手段，將它們逐步納入社會主義的經濟體係。
布哈林說：“任何一個農民經濟都希望盡量合算、盡量廉價地購買它所需要的城市工業的產品……同樣，每一個私人農民經濟都希望能在處境困難時得到利息盡可能低的貨款。這種情況不僅不和私人經濟的利益相矛盾，而且是直接從這些利益中產生的，是由這些利益造成的，正是這種情況促使農民走上合作聯合的道路”。說組織共同的生產，同樣必然給農民經濟帶來好處。因此，在一切國家中，農民都在走這條道路。
布哈林在論證了農民合作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後，論述了農民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區別。他認為，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在生產力普遍發展的情況下，農民合作社就必然要長入到無產階級經濟機關的體係中去，正如在資產階級製度下它長入資本主義經濟機關的體係中去一樣。從這個觀點出發，布哈林認為，即使富農組成合作社，也可以通過經濟手段使之長入到社會主義經濟體係中去。他說，“富農和富農組織反正沒有別的路可走，因為在我國，總的發展範圍是由無產階級專政和由這一專政的經濟組織的已經相當強大的力量所早就規定了的。”
關於合作化的形式，布哈林認為，貧農的力量單薄，在集體的基礎上共同購買農具、耕畜、機器，共同使用工具和耕畜進行生產是主要的事情，因此，生產合作的集體農莊是貧農組織的自然形式；中農的力量比較雄厚，他們將首先自願組織成收購、銷售、信貸合作社，而土地改革後農村已經中農化，中農是農村中的主要群眾，因此，供銷、信貸合作社應當是現階段農村合作化的主要形式；由此，布哈林得出結論說，“不能說集體農莊是俄國當前農業合作化的康莊大道”。他主張就整個來說，應首先著重於組織供銷、信貸合作社，然後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組織農畜產品的合作加工，最後再逐步發展到農業生產本身合作。
布哈林主張農民的合作化必須堅持“完全自願”，“必須用農民的利益吸引農民”，必須使農民經濟“在自己不知不覺而又是始終有利於自己的情況下，逐步地、緩慢地得到改造”。他強調合作社內部必須堅持民主製，即管理委員會和一切負責人員的“充分的選舉製”。說農民不會把股金、把錢委托給“完全由上麵委派的人”。他強調必須使合作社擺脫多餘的應當直接由國家機關去解決的任務，說“假使要求農民做出巨大犧牲的一些任務都壓在合作社的身上，那麼，顯而易見，人家就不大願意參加了”。他說：“對農民來說，合作社應當成為他們的經濟高漲的機關。那時候，在保證選舉製和自願的條件下，合作社就會成為農民十分喜愛的組織。”他反對強製的高速集體化的方針。
布哈林總結說，“在經濟和技術落後的條件下，這條道路是非常漫長的。盡管如此，這卻是一條可靠的道路。”布哈林預見到，在這種情況下，當社會主義工業還沒有高度發展，農民的絕大多數尚未組織到合作社裏以前，中農發生兩極分化是難以避免的，農民中出現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也是難以避免的。這隻有在不斷加強國營工業，不斷增強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實力的情況下，黨和國家實行正確的政策，才能逐步減少產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加大社會主義道路勝利的條件。
6.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規律性問題。
布哈林認為，過渡時期就是由客觀規律性自發發生作用轉變為人們自覺運用客觀規律性的時期，即“自發的調節者被自覺的調節者，也就是說被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政策所代替的過程”。他認為，人們能夠自覺運用客觀規律性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形態。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增長，自覺性、計劃性也在增長。整個過渡時期的不同發展階段，就是自覺性與自發性不同比例的綜合。“過渡時期的現實――毫無疑問，這種二重性在這裏還存在著――乃是從自發性到自覺性、從盲目到計劃、從不合理的東西到合理的東西的經常變換重心的圖景”。布哈林根據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絕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隻是它的表現形式”這一重要論斷，概括出了一個“按比例的勞動支出規律”，或簡稱“勞動消耗規律”。他稱這一規律是“經濟生活必需的和萬能的調節者”，是任何社會形態的“基本調節者”。但是，他認為，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下，這個“勞動消耗規律”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可以是赤裸裸的，也可以是披上外衣的。在商品社會裏，無論是商品資本主義社會，抑或是任何一種商品社會，“它給自己穿上了價值規律的拜物教外衣”。社會勞動分配的比例，是靠價值規律自發地調節的。這時，勞動消耗規律，“隻是後發地，當作內部的，無言的，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變動中知覺到，並且會通過對商品生產者們的沒有規律的隨意行動控製的自然必然性，來發生作用”。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它則以先驗的、有計劃的、人們自覺的形式表現出來。“社會主義計劃原則勝利的過程不能是別的，而隻能是勞動消耗規律脫去自己身上罪惡的價值外衣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價值規律轉變為勞動消耗規律本身的過程，是社會基本調節者消除拜物教的過程”。布哈林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或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特征，就在於，“這裏發生了價值規律轉變為勞動消耗規律的過程”。也就是說，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發展，在過渡時期的不同時期中，我們就有了勞動消耗規律的不同表現形式――自覺地、有計劃地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與自發的價值規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不同比例的綜合。
布哈林反對那種把計劃調節與市場價值規律調節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他說，“不用說，這一切變態的交錯提供了特殊的結果和特殊的規律性。但是，不論這些形態怎樣多種多樣，它們都可以歸結成某種統一體”。也就是說，不管他們怎樣多種多樣，怎樣相互對立，但是歸根到底，他們又是可以互相彌補、互相補充，可以歸結成某種統一體的，從而歸根到底“或好或壞地滿足了”社會的“需要”。然而從主觀上說，布哈林還是強調，“在每一個有關的時期，都必須避免對計劃因素估計不足和估計過高”。估計不足了，會在可能發揮計劃調節作用的範圍內不去很好地自覺運用計劃調節，而任憑市場的價值規律在那裏自發地發揮作用，從而給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同時還不必要地浪費一部分珍貴的社會勞動；估計過高了，又會超越計劃調節可能發揮作用的範圍，去脫離實際地硬性限製市場價值規律自發發揮作用的範圍，從而影響人們勞動積極性的發揮，歸根到底又會影響人們的經濟生活。
布哈林總結十月革命初期的經驗教訓，著重指出對計劃因素、計劃調節估計過高的問題。他寫道：“在國內戰爭、無情鎮壓剝削者、封閉和沒收等等時期，我們曾經設想，如果我們徹底消滅自由貿易而且到處代之以有組織的定量配給（配給製等），我們就能夠一個子過渡到計劃經濟。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完成這樣的任務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布哈林與托洛茨基的重要分歧之一，也在於布哈林認為托洛茨基對過渡時期中的計劃因素估計過高。
7.認為在落後國家裏到達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或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是長期的，新經濟政策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一切國家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都要長期實行的政策。
布哈林說，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是“純粹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包括低級階段在內）的過渡時期，也是“過渡時期理論的最抽象提法”，即指從“純粹的資本主義”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作為“消滅資本主義的純粹形態的專政問題提出來的”。在實踐中，沒有哪個國家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到達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是相當長的”。
布哈林認為，俄國在戰時共產主義之後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即對農民實行糧食稅，開放自由貿易，在國家計劃調節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場調節，允許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允許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外資，向外國資本家租讓企業或合資經營等等）不僅是一種“戰略上的退卻”，“而且是解決一個組織社會的大問題，即各種不同生產部門（我們應當使之實現合理化的生產部門和我們現在還不能使之實現合理化的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的問題”。他說，“一方麵，新經濟政策的確是一種獨特的、俄國的現象，但另一方麵，它又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任何一國的執政的無產階級都會麵臨著一個極其重要的經濟組織問題，即如何安排兩種生產形式之間的比例”。這裏說的兩種生產形式，指的是無產階級能夠有計劃地進行管理和尚不能有計劃地進行管理的這兩種經濟形式。而在俄國這樣的經濟落後國家，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則是必須長期實行的政策。
8.布哈林整個過渡時期理論或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論基礎是他的所謂“平衡論”。
布哈林說，變化的規律、不斷運動的規律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礎，而赫拉克利特說的“鬥爭是一切產生物之母”，黑格爾說的“矛盾就是運動的動力”，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另一方麵，我們又看到，地球沒有墜落到太陽上去，而是沒有撞擊地圍繞著太陽旋轉；社會無論好壞如何，它總是生存在自然界中，它與自然界多少是相適應的；社會的各個部分之間，隻要社會還存在著，它們總是互相適應的，“有資本家和工人的資本主義存在了多少年啊！”布哈林說，所有這些實質上所談的都是一回事，就是平衡。但是我們在自然界和社會中所觀察到的平衡，並不是絕對的、靜的平衡，而是動的平衡，就是說，這種平衡一經確立，便立即被破壞，然後又在新的基礎上重新確立起來，又再度被破壞，等等。即“第一，平衡狀態；第二，平衡的破壞；第三，平衡在新的基礎上的恢複。於是曆史又重演：新的平衡成為它的新的破壞的起點，然後又是新的平衡，以至於無窮。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全部運動的過程”。這個運動的過程與事物內在矛盾和鬥爭又是什麼關係呢？布哈林說，“它的基礎就是內在矛盾的發展”，“鬥爭是平衡的破壞”，等等。因此，布哈林認為，他的“平衡論”是符合辯證法的。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認為對立階級之間的對立也不是絕對的，“在一定的條件下，階級的相對一致是可能的”。
從平衡論的觀點出發，布哈林在看待和處理過渡時期的問題時，就特別強調注意自覺保持社會平衡。無論是處理階級鬥爭問題，還是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發展國家的工業化，抑或是對社會的經濟關係和經濟結構進行改造，他都強調要在保持社會平衡的狀態下進行。他認為過渡時期的社會應當著重強調“統一的因素”，認為在過渡時期的一定階段上可以允許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與工人階級的“合作”，“給予這些階層以某種生存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同他的平衡論觀點相聯係的。
三、布哈林的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
布哈林的這整套過渡時期或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理論，他所闡明的這條通往社會主義之路，究竟應當如何評價呢？多年來它是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做離經叛道的邪說而遭批判、拋棄的。要搞清這個問題，要科學地評價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就必須對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作一曆史的考察。
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中，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理論，最初的奠基者當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過渡時期理論，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它區別於各種空想的、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標誌之一。
早在1847年10月，當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正在誕生的時候，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就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製廢除呢？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經濟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征象顯著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隻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隻有在廢除私有製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廢除私有製”。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公有經濟”，如同一篇文章所說，是指“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也就是說，是指全部生產資料歸整個社會所有的公有製經濟，而這是馬、恩所一貫主張的包括低級階段在內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標誌。顯然，恩格斯這時就已看到，要廢除私有製，建立全部生產資料歸整個社會所有的公有製，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隻有把現有的生產力（即使是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大提高一步，“隻有在廢除私有製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實現。而這是無法“一下子”做到的，因此，隻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提高“逐步改造現社會”。恩格斯在這裏既規定了過渡時期的根本任務，又指明了過渡時期的長期性和步驟。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也指出，“工人階級並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並沒有想靠人民的法令來實現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由於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遏製地趨向著的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係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曆史過程”。這裏，馬克思又指出了在過渡時期中“人”的“完全改變”的任務。馬克思還說，為了實現這種過渡，工人階級“必須經曆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說這裏不僅需要改變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使目前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而這一切又要不斷地受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緩、被阻撓。
在兩位革命導師合著的第一份科學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中，就有了這樣明確的規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統治，一步一步地（筆者注：黑體係本文筆者所加）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裏，既指明了無產階級在炸毀了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後，在從資本主義到包括低級階段在內的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所有這些概念明確地提出卻都是以後的事），也指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使命，是要“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實現全部生產資料歸整個社會所有，消滅一切階級差別；而當這一切任務都完成時，“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消亡了。對馬、恩的這一段重要論斷，人們往往忽略了發展生產力要“盡可能快地”進行，而對社會的改造要“一步一步地”進行的思想。為了進一步闡明“一步一步地”進行的思想，馬、恩還以“最先進的國家”為例，列舉了首先可以采取的十項措施。就是在這樣的國家裏，馬、恩也並不主張立即實行全部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更不要說其他小私有者的生產資料了。可以看出，這是關於過渡時期理論的一個完整的綱領。但是當時還沒有使用過渡時期這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