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經商眼光選擇政治站隊
在晚清到1949年之間的大變局時代，一切秩序未能確立，國家常陷於混亂，無論政客還是商人，都缺乏以正常手段管理和經營的現實條件。政客沒有商人的財政支持，就無力維持實力；商人沒有政治權力的庇護，則舉步維艱。
作為上海的商界首腦，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時代，虞洽卿小心翼翼地選擇自己的結盟對象，又時時為自己留好後路。
他曾經為清朝的政府官員所倚重。武昌起義之後，上海有革命黨人活動，但虞洽卿顯然在初期保持了觀望的態度，兩江總督仍將他視為維護上海局麵的不二人選。等到商團和民軍驅逐清廷官員，臨時政府已成事實，虞洽卿才出麵幫助維持上海秩序，並推動蘇州獨立。
二次革命失敗，虞洽卿便倒向北洋，為之謀劃籌措。而到北伐戰爭時期，他為上海工會提供援助，協助募捐。他的目的是驅逐孫傳芳，但在當時的共產黨人看來，虞洽卿這樣的“土著資產階級應當是革命的，過去我們未看出”。他們視虞洽卿為“左派資產階級領袖”。
然而隨著局勢越來越不利於工人運動和共產黨人，虞洽卿也適時地疏遠“左派”。“四一二”事變的發生，共產黨的一切活動被禁止，虞洽卿便全力承擔起為蔣介石在商界籌款的任務。
對於虞洽卿而言，在混沌時期，經商的要務是極力尋找政治勢力並與之結合。他的“站隊”並非出於階級意識，而是一個精明商人的投機行為。
而無論是清政府、北洋軍閥還是共產黨、蔣介石，他們想要在上海立足，就必須與掌握經濟實權的商人建立關係，並利用擁有強大經濟動員力的工商界，為他們的政治提供財政支持。“政商勾結”的規則，便自然而然形成。
打公益旗號，行牟利之事
對於政商而言，政治本身也是一門生意。
在北洋時期，虞洽卿除了以公益之名低價購地，轉作商業開發，還適時地打出愛國的旗幟，將自己包裝成愛國商人。他宣稱，中國商人要奪回中國內河的航運權利，通過在政府的人脈，迅速擴張自己的航運公司，使之成為自己最重要的事業。
他要求政府給予借貸資金，又在天津準備拍賣原德國租界的碼頭時，動員自己在政府的關係，要求取消拍賣，平價購入自己的公司名下。
在創立華商交易所時，虞洽卿反複強調，創辦之原因，在於跟外人爭奪主權。由於執照遲遲未能辦下，他在交易所開幕時，特意在前廳掛上了總統黎元洪手書並贈與的匾額。
但反諷的是，在鼓吹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虞洽卿實際上與日本資本依然保持聯係。
號稱抵製日資的交易所，背後有日本商界的支持。“提倡國貨”的機器製紙公司股本主要來自日本人。
另一方麵，由於虞洽卿在政界人脈廣布，擁有過人的政治和社會資本，即便他在商業上遇到挫折，債台高築，貸款的銀行也不敢跟他搞僵關係，讓他還款。同時，這些政治資本也能兌現獲利。抗戰期間，虞洽卿就能動員跟蔣介石、雲南省主席龍雲的關係，設立公司，從緬甸倒運貨物，獲利甚豐。又能打通淪陷區與國統區的阻隔，從上海、溫州運貨到重慶。
在當時人們眼中，虞洽卿雖然神通廣大，到底還是一個地痞市儈。但在考察曆史之時，僅僅以道德評價是不夠的。近現代工商業隨著時代變局而誕生、發育，必然與政治權力的興衰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二者如何互動，正是窺見百年來曆史驅動力的一個窗口。
在這本書中，馮筱才提出了一個疑問：一個謀求現代化的國家，怎麼最後被政商結構所綁架而不能自拔呢？政商的結盟，本來是在變亂時代共同求存、求進的權宜之計。在最初，它們是在公益的旗號下進行，如維持地方、組織公共事業。但是恰恰是在無序的年代，讓這種結盟缺乏限製，利益便越來越成為主導。於是政與商，從為公共事業而進行的合作，轉變為為雙方謀取暴利的勾結。這種勾結、尋租，進一步破壞了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社會規則，使得製度的改良無從進行。
與虞洽卿同一個時代，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發表了他的企業家宣言，宣稱企業家應該是充滿勝利的熱情和創造的喜悅，以一種堅定的意誌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一個王朝”。虞洽卿病故重慶，以個人人脈和聲望支撐的商業王國便頹然傾倒。屬於熊彼得所謂的企業家的時代，還要很久之後才會在中國顯露曙光。（文/吳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