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紀錄片《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中的一幕，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晚年生活中的平常一日：他在街上等紅綠燈，看到人行道上滾來一枚空的AK彈殼。“可能是車輪帶過來的，或者是風吹來的。”他這麼想。但很快，他又發現了一枚彈殼，這才意識到前一晚鎮中發生了槍戰。
“沒有人收拾空彈殼，也沒有誰在乎這些，”卡拉什尼科夫陷入沉思，“武器本該保管在軍械庫，有人嚴格把守，現在卻能自由買賣……不過，不是武器製造者，也不是政客在與人民為敵。”
2013年12月23日，卡拉什尼科夫去世。然而在他發明了AK-47後的六十多年中，世界各地的地區衝突、反殖民獨立鬥爭、社會運動、種族屠殺和恐怖主義活動中，都不乏這款槍的蹤影。
形形色色的人對這支“槍王之王”的流通發揮了作用：天才和傻子；殘忍的惡棍和幼稚的理想主義者；殺人凶手和偶爾幾個希望殺戮停止的人……不僅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軍隊使用AK步槍，警察、情報人員、遊擊隊、恐怖主義者、童軍、獨裁者也是它的擁躉。據估計，全球每年死在AK-47之下的人數高達25萬人，使它成了名副其實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它在蘇聯鎮壓東歐反抗的舞台上初露鋒芒，在越南潮濕的叢林裏聲名鵲起，在廣袤的非洲成為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象征。
那之後，它又成了弱者的武器，少數人對抗國家暴力的工具：巴勒斯坦法塔赫堅信，AK-47是通向勝利的必經之路。其領導人哈利勒·瓦齊爾說：“我們隻用AK-47交流，直到解放所有巴勒斯坦人”；伊斯蘭聖戰組織用這款槍暗殺了埃及總統薩達特；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基地組織護教運動的第一課就是介紹AK- 47。它誕生時，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社會主義的工業成就，而它之後的嬗變軌跡，卻全然掙脫了蘇聯手中的提線。AK-47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符號，開始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獨特生命。
“不管喜歡與否，”紀錄片中，這個矛盾、悲傷的男人說道，“你得學會忍受它，就像穿進身體裏的手榴彈碎片。我的身體裏就有一片，它早已被疤痕組織包圍。平時，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任何一次微小的扭傷都會導致突然的劇烈疼痛，這時你又該如何呢？”
這時，你又該如何呢——這種鈍痛就如同直指AK-47的最激烈質問，是拯救，還是毀滅了這個世界。
為了保衛祖國
位於俄羅斯中西部的伊熱夫斯克是個肮髒的工業小鎮，空氣中充斥著濃密的黑煙。1949年以後，批量投產AK-47的車間就坐落在鎮上一條汙染嚴重的小河邊。車間四周圍著鐵籬笆，零星有幾株植物在附近頑強地生長。
蘇聯時期，這裏是保密行政區，遠離莫斯科，也遠離列寧格勒。
因發明AK步槍而被蘇聯當局一步步拱上民族英雄的高位後，這裏成了卡拉什尼科夫的新家。
二戰甫一結束，斯大林就明白，他需要一種全新的武器——一款每個士兵都能擁有的小型步槍，來占領並控製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新陣線。
這場戰爭使蘇聯失去了2000萬人口，包括近800萬士兵，同時也幫助其攫取了大量周邊領土——從波羅的海各國、中歐，再到黑海沿岸，斯大林在戰前憧憬的增加社會主義國家的願望已然實現。
然而，當卡拉什尼科夫與其他設計者在1945年埋頭槍支設計圖紙時，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以及隨之而來的冷戰對峙，再次激起了蘇聯武器專家的憤怒和恐懼，還有空前高漲的責任心。
日後，卡拉什尼科夫回憶AK-47進入最後測試的那段日子：我把槍向下扔，落在水泥地上，槍仍然完好；為確定重點彈道，我還向動物的屍體射擊。甚至，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卡氏和他的同伴們還喝了些伏特加，因為“任務讓人非常難受”。
終於，1948年1月11日，一位助手跑到卡拉什尼科夫那兒說：“你今天必須跳舞，卡氏自動槍被批準成為標準武器了！”
至此，卡拉什尼科夫——這位既不是工程師、軍械師，更談不上什麼冶金學家的籍籍無名的中士，從此和這一係列組裝便捷、造價低廉且極其耐用的AK突擊步槍聯係到了一起。
盡管載譽而歸，卡拉什尼科夫卻從不與人提及他的過去。他的早期經曆是蘇聯數以千萬計家庭痛苦的縮影——因父親是富農而被認定為人民的敵人，十四五歲前，他一直在西伯利亞過著艱難的生活。
如果不是偉大的衛國戰爭，卡拉什尼科夫的日子將在一片愁雲慘霧中繼續。而現在，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曾被這個國家唾棄，又被這個國家尊為英雄，更為吊詭的是，這種矛盾也自AK-47誕生起，就與這把“槍王之王”如影相隨——它曾是保衛國家的武器，最終卻成為反政府武裝、恐怖組織、遊擊隊等對準國家心髒的殺手鐧。
六十七年來，AK-47始終遊走在正邪兩極，早已超出了一把槍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