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公冶長》中孔子說，一個人講一些虛妄的、好聽的話；臉上表現出好看的、討人喜歡的麵孔；看起來對人很恭敬的樣子，但不是真心的。用我們老百姓的話說更直白：嘴上一套，背地裏是另一套，這樣的人就叫“兩麵三刀”；還有明明對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來，暗暗放在心裏，還和有怨恨的人故意套近乎，這種人的行徑是不對的，用心是險惡的。
大多數人通常都是把心情寫在臉上，哪裏有那麼多的精力用在工於心計上，這樣活著未免太累了。
貞觀初年，有人上書請求清除邪佞的臣子。唐太宗問他說：“我所任用的都是賢臣，你知道哪個是邪佞的臣子嗎？”那人回答說：“臣住在民間，不能確知哪個人是佞臣。請陛下假裝發怒，以用來試驗群臣，如果能不懼怕陛下的雷霆大怒，仍然直言進諫的，就是忠誠正直的人；如果順隨旨意，阿諛奉承的，就是奸邪諂佞的人。”
這個人的辦法看來非常聰明，但是太宗對上書的人說：“流水的清濁，在於水源。國君是政令的發出者，就好比是水源，臣子百姓就好比是水。國君自身偽詐而要求臣子行為忠直，就好比水源混濁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樣，這是不合道理的。我常常因魏武帝曹操為人詭詐而特別鄙視他，如果我也這樣，怎麼能教化百姓？”
於是，太宗對上書勸諫的人說：“我想在天下伸張信義，不想用偽詐的方法破壞社會風氣。你的方法雖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
不管對誰，都需誠心誠意地對待，這樣才能夠贏得別人的信任；而不是通過一些看似聰明的手段，來試探對方。因為一方麵這樣做有被識破的危險，如果被別人利用，趁機表現，隻會讓自己陷入被動、是非顛倒的境地；另一方麵，當自己都失去了誠意的時候，就不可能再要求別人真心實意。
真誠，乃為人的根本。如果你是一個真誠的人，人們就會了解你、相信你，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人們都知道你不會掩飾、不會推托，都知道你說的是實話，都樂於同你接近，因此也就容易獲得好人緣。
以誠待人處事，能夠架起信任的橋梁，消除猜疑、戒備的心理，能夠成大事，立大本。
“言而無信”的人生悲劇
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誌，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近而業日廣矣。
在王陽明看來，誠信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一個人存在於社會之中，誠信是其基本的道德依存。如果一個人能夠堅持忠實誠信為行事的準則，堅定做聖人的誌向，不被時局動搖，不被名利誘惑，德行修養就會越來越高，事業也會越做越大。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也曾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說：人不講信用，真不知道怎麼可以呢！就好比大車上沒有輗，小車上沒有軏，它靠什麼行走呢？一個人失去信義，便無所依托，長此以往，別人對其隻會敬而遠之。信口開河、言而無信，隻會讓自己失去做人的從容與真摯，同時失去別人的信任。
季劄是春秋時吳王壽夢四個兒子中最小的。他雖小卻很有才華，壽夢在世時就想把王位傳給他，但季劄避讓不答應，壽夢隻好仍舊讓長子諸樊繼位。
後來，季劄受吳王的委托出使北方，北行時拜訪了徐國國君，徐國國君在接待季劄時，看到他佩戴的寶劍，吳國鑄劍在春秋聞名，季劄作為使節所佩戴的寶劍自然不凡，徐國國君對季劄的寶劍讚不絕口，流露出喜愛之情。季劄也看出徐國國君的心意，就打算把這寶劍送給他以做紀念。但是這把劍是父王賜給他的，是他作為吳國使節的一個信物，他到各諸侯國去必須帶著它，現在自己的任務還沒完成，怎麼能把它送給別人呢？隻能暗下決心，返回時一定把此劍獻上。
後來，他離開徐國，先後到魯國、齊國、鄭國、衛國、晉國等地，返回時又途徑徐國，當他想去拜訪徐國國君以實現自己贈劍的願望時，卻得知徐國國君已死。
萬分悲痛的季劄來到徐國國君墓前祭奠，祭奠完畢，季劄解下身上的佩劍，掛在墳旁的樹木之上。隨從人員說：“徐國國君已死，那寶劍還留下幹什麼呀？”季劄說：“當時我內心已答應了他，怎麼能因為徐國國君已死，就違背自己的心願呢！”
一個已經亡故的贈劍對象，一把價值連城的寶劍，詮釋了“誠”的真實含義，相比那些對別人作出了正式承諾而找各種理由不履行諾言的人來講，季劄無疑為我們做出了表率。
誠信是一個人安世立命的基本準則，是與人交往的前提，唯有遵守對他人的承諾，他人才會將心交於你，並且團結在你的周圍，給予你存世的支撐。倘若你曆來以違背誓言為生活的基本準則，隻為小便宜處處失信於人，則不但會失去朋友，還會失去你所得到的一切，令自己孤立無援。
因此，王陽明總是告誡自己的學生：講良知，自然就不能夠容忍不誠實。不誠實一旦存在，心就能夠察覺。而誠實也好比人的名片，無論走到哪裏，都會為其贏得信賴。在成功的道路上，誠信的品格比能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