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做時並不是沒有矛盾，沒有惆悵痛苦。幾十年後回憶起來，郜明還說，在決定行動的那個晚上，對著油燈的燈火，對著王壽鬆、劉建幾位行動小組同誌的麵孔，他想了許久，也想了許多。他想到了安忠良對他個人的許多好處，想到了唐娟和她剛出生的女兒沒有丈夫和父親會怎麼生活？甚至想到，如果不殺安忠良，局麵會怎麼樣？局麵顯然會進一步惡化。安忠良參加了清浦國共合作的全過程，對清浦共產黨組織的底細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殺安忠良，就等於鼓勵安忠良殺共產黨。
這麼一想，郜明又覺著怪不了他，從政黨方麵說，進行反革命叛變的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從個人角度說，首先翻臉的是安忠良，而不是他郜明。他是在安忠良拋棄昔日的友情，以執政的國民黨的身份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時，被迫代表他所在的共產黨進行還擊的。安忠良忠於國民黨的黨派政治，他自然要忠於共產黨的黨派政治，這是毫無疑義的。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郜明依然想盡可能地避免更多地傷害唐娟和她女兒，在最後具體布置和安排刺殺細節的時候，郜明還再三強調說：“我們要除掉的隻是安忠良，其他人員一律不準傷害，尤其是他的老婆孩子，我們要保證不誤傷！”
王壽鬆和劉建都很為難。
王壽鬆說：“兩黨拚命，咱誰也不會有意去向人家小孩、女人下手，隻是槍彈無情，恐怕到時候難說得很！”
劉建也道：“就是嘛！咱們有個方案是扔炸彈，這炸彈一扔出去，誰敢保證隻炸死姓安的一個人？”
郜明毫不含糊地說：“不能保證時就別下手！炸彈、短槍都是人使喚的！再說，也不一定非要往威廉大街125號扔炸彈，打黑槍麼，可以在安忠良外出辦公時幹！也可在他辦公室幹！”
劉建手一攤：“郜先生，你說笑話了，在路上怎麼幹？125號門外就是威廉大街，人來人往的，怎麼下手？他辦公的地方你更甭想，門口天天都有兩個兵把崗。”
王壽鬆證實道：“是的，就是坐汽車外出，狗日的也帶著兩個隨從。我派人跟蹤了幾天，回來報告說，那兩個隨從懷裏也揣著槍！”
郜明那時還沒主持過這種暴力活動，一點經驗也沒有，王壽鬆和劉建一反駁，他就沒轍了。他也不講假話，坦率地告訴他們：“對這種事我也不懂，你們問的這些話，聽起來也不是沒有道理。可我還是那句話：安忠良非盡快除掉不可，但是，絕對不能誤傷了他的老婆孩子！具體怎麼辦，你們再想想，事在人為！”
王壽鬆、劉建想了兩整天，也沒想出更好的辦法。而在這兩天中，又有七位黨員被捕。劉成柱等十二名黨員則在清浦的三家報紙上同時發表了反共聲明。上級黨組織嚴厲批評了清浦特支的右傾思想，並指示他們，丟掉幻想，果斷行動。
在這種形勢下，王壽鬆、劉建帶著兩個日航碼頭的工人同誌動手了。他們半夜三更摸到了威廉大街125號，往裏麵扔了兩顆炸彈。結果一顆炸彈沒響，另一顆炸彈響雖響了，卻沒炸著安忠良，倒把安忠良家的保姆和安忠良不到一歲的女兒炸死了。暴力行動完全失敗，郜明千方百計想避免的慘劇卻未能避免，這讓郜明既沮喪又愧疚。
更糟糕的是，此一舉非但沒有嚇倒安忠良，反而使得痛失幼女的安忠良發了瘋。許多被捕的共產黨人慘遭槍殺，一些同情革命的左派國民黨人也接連被逮捕。清浦大街小巷日夜布滿密探，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樣籠罩著全城。清浦地下黨組織本來就元氣大傷，在這嚴重局麵下，根本無法開展任何積極的工作了。省委被迫指示郜明和其他幾名黨員緊急撤離清浦。郜明和兩位支委撤往省城，王壽鬆等四位同誌撤往維豐。後來，王壽鬆因鄭少白的出賣，犧牲在了維豐……
這是1928年4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