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在土耳其，在那輛牛車緩緩馳向那個叫做埃爾納爾的小集鎮的時候，季伯舜已多少預感到了未來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但是那曲折和坎坷將因為他的信仰，因為托洛茨基的緣故而伴隨他未來的一生，則是季伯舜根本沒有想到的。
1929年6月，季伯舜到了上海，積極參與托派組織“我們的話社”的活動。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裏，先後寫作翻譯了十幾篇介紹托洛茨基主義和批判斯大林的文章，並親自散發“我們的話社”的刊物、傳單，成為這個中國最早的托派團體的重要成員。
1931年5月，在流亡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親自敦促下，“我們的話社”和其他三個因觀點不同而論戰不休的托派組織“十月社”、“戰鬥社”、“無產者社”實現了統一。季伯舜代表“我們的話社”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代表大會，這次會上成立了反對派中央。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當選為反對派中央總書記，季伯舜當選為中央委員。
這是季伯舜一生的頂點，也是中國托派組織的頂點。
頂點上的輝煌是極其短促的。在那短促的日子裏，在統一的表象下，分屬於四個團體的托派成員依然內訌不止。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為反對派中央的人事安排問題，吵得不亦樂乎。及至最後，竟然發展到有人向反動當局告密，導致許多中央委員被捕。托派中央領導機關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竟然被搞得兩次癱瘓，第二次連總書記陳獨秀也未能逃出身陷囹圄的命運。
季伯舜也被捕了，不過，不是在那兩次中央機關被破壞時集體被捕的，而是在1933年10月，在上海法租界被叛徒李維民出賣單獨被捕的。李維民什麼時候成為叛徒的，季伯舜並不知道。隻知道1931年“無產者社”的馬玉夫跑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時，幾個中央委員被捕，李維民好像也被捕了，後來兩年裏便不見了蹤影。
1933年10月的那天，季伯舜在法租界街頭碰見李維民是極偶然的。李維民否認自己曾經被捕，極是熱情地約季伯舜晚上去一家餐館喝酒，季伯舜就去了。季伯舜做夢也沒想到，這個自稱為“天然托派”的溫州人，會為他設下一個致命的陷阱。季伯舜趕到餐館時就發現情況不對頭，四處都是特務，可想脫身已經來不及了。季伯舜大叫起來，引來了許多外國巡捕，指望外國巡捕會保護他。卻不料，那些巡捕不由分說便把他抓住了，三天之後引渡給了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
季伯舜在中國土地上的磨難自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