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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過去，我回憶起下鄉當知青的日子，便會想到那件新毛衣和破棉襖。在那個遙遠的冬天，我從河洛縣鐵路子弟高中畢業後，就得到鄉下“安家落戶”。母親為我趕織了件新毛衣父親送了件鐵路職工的破棉襖。我去縣“知青辦”集中那天，便這樣穿著去的。毛衣自然很體麵，那棉襖實在有點兒寒磣。
父親是火車站維修工，棉襖是他的舊工作裝。深藍色，綴著鍍銅紐扣那種。他見天跟機器打交道，免不了蹭上些油漬。這一點那一片，油膩膩的輕易洗不掉。袖口是磨爛了，露著發黑的棉絮。剛下過場大雪，寒風卷著雪絲兒打在臉上，刀割似的凜冽我把破棉襖裹得嚴嚴實實，新毛衣當然露不出來。這很不幸，你的體麵無法展示，你的寒磣卻丟人現眼地明擺著，真讓人泄氣。
“知青辦”的院子有籃球場那麼大，一排兩層單麵樓房，走廊朝院內敞開。二樓安裝著一道湖藍色的鐵欄杆，油漆已經發白、剝落，顯出斑駁的鐵鏽。院子裏豎著兩根木樁支起的投籃板，可打半場籃球賽。周邊有自行車棚和配電房。幾棵裂著老樹皮的泡桐。還有一堆不知做什麼用的廢舊鋼管，旁邊扔著幾個破紙箱，顯得很雜亂。來自各處的一群下鄉知青，統統站在雪地裏聽候分派。一大片嘴巴哈著熱氣———那年頭兒多是吃紅薯飯，能嗅出熟紅薯的氣味兒。
我紮在密集的人堆裏，穿什麼都不顯眼。開始分組後，不知怎麼弄的，把我跟省城來的幾個學生撮成一夥。這就露餡兒了。我往陌生夥伴的圈兒裏一站，他們都盯上了我的破棉襖。就像發現個怪物，你瞥一眼，他瞟一眼。我窘迫得慌，時不時地撓撓鬢角或後腦勺———不是頭皮癢，而是窘得手沒處放。
我特別注意到一個省城來的女生，叫蘇琪。她穿件黑底白格呢子大衣，頭上裹條毛茸茸的紅圍巾，像是純羊毛。一看就是都市姑娘的洋派兒。
大雪初晴後的陽光分外耀眼，那紅圍巾被映得極是鮮豔，呢子大衣的白格子白得發亮。我隻覺刺眼，下意識地耷拉下眼皮，掃視下自己的破棉襖，這才發現，那些油漬斑點在日光下竟也發亮！油光光的亮。難怪都盯著呢，是太顯眼了，在雪地裏更顯眼。我本能地趔下身子，站在老泡桐樹後邊，避開大夥兒直視的目光。
進村之後，知青們跟鄉村人混在一起。省城人基本說普通話，語調抑揚頓挫。我操當地口音，發聲偏硬，分不清升降調。村裏人呢，卻是一口地道的土話。比如，他們把頭說成“骶腦”，把蹲下說成“圪蹴”；說誰愚笨或傻氣時，就叫“二”或“剩蛋”。這些土語，都市人聽不懂。我倒懂點兒，卻不習慣用。就是說，我既捏不出都市人的洋腔調，也說不成鄉下人的老土話，像是夾在二者之間的另一類。
有次在地裏種紅薯，是春天。那地剛犁耙出來，暄騰騰的。一片鬆軟、發白的細土和碎坷垃。我忽然發現，在地頭的大柿樹旁邊，兩隻狗屁股對屁股連在一起，東拉西扯地撕拽不開。八隻爪子前扒後蹬，蕩起一團塵煙兒，在幹“那事”。我失聲驚叫了句：“咦！性交哪！”蘇琪正彎著腰插紅薯苗，直起身來白了我一眼：“難聽死啦。那叫做愛，懂不？真土！”可是，正在刨坑的劉老漢又反過來嘲笑我。他停住鋤把，往手掌裏吐了兩口唾沫“呸！呸！啥子性交啊？跟狗還玩洋詞兒哩。曉得不？那叫‘狗聯蛋’！”眾人一陣哄笑。不是笑狗，而是笑我———這邊笑我土老帽，那邊笑我裝洋蒜。我拿著鐵瓢往坑裏澆水，羞得滿臉漲紅兩手一抖，半瓢水灑在褲腿上。
就這樣，我常常顯得有些尷尬：鄉下人眼裏，我是洋氣的城裏人。都市人看來，我又像土氣的鄉下人。倒也沒錯兒。縣城是城鄉接合部，而我是在“接合部”裏長出來的。自然帶著不城不鄉、不土不洋的味兒。
後來，我的新毛衣有了展示的機會。
那年頭兒，冬天老搞“大寨田”，平整土地。掄頭、鏟土推車子。都是出力活兒，得脫下外套幹。我扔掉破棉襖，唰！新毛衣赫然展露出來。那是用橙黃色毛線織的，顏色耀眼奪目。我推著滿車冒著熱氣的土坷垃，一趟趟地跑來跑去。就像移動的聚光點，滿地人都朝我身上瞟。我頗有些優越感，至少在鄉下人麵前是這樣。
有個小夥子叫寧立本，跟我同齡還是同月生———八月。他是土生土長的山裏娃，就穿不起毛衣。幹活冒汗了，他脫下老棉襖，貼身是件粗布衫兒，皺巴巴的，白線頭發著黑。他拄著頭把喘氣的當兒，老瞟著我的毛衣，很羨慕的眼神。這對我有種心理暗示，似乎粗布衫和毛衣的對比顯出了尊貴。我得意地抖下肩膀，這一抖，優越感仿佛從肩膀上冒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