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型構人類行為
人是理性的，他們自利自愛，總是試圖增進自身的利益。在逐利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衝突，那麼人們又怎樣協調彼此的衝突呢？答案是依靠遊戲規則，即製度。好的製度，激發善行；壞的製度，激發惡行。想必不少讀者曾聽過一個分粥的例子。兩人意欲公平分粥，一人掌勺，如何保證掌勺者能盡量做到公平呢？一個有效的規則是：掌勺者應放棄優先權，讓對方先選擇取走哪一份粥。掌勺者難免有想給自己多分一點的機會主義行為，但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規則就杜絕了他的機會主義行為。這就是製度的力量！
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常常認為個人行為是由製度來型構的。雖然，如同一些演化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尺度上，製度無疑是人們相互博弈的結果，即正是人們的行為互動，型構了社會的製度。但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尺度上，比如給定任何一個時刻，個人行為對於型構製度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反而是製度構成了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即，製度型構了個人行為。因此，在判斷和推測個人行為時，必須注意到個人行為的製度背景。由此開始的製度分析還有一個實用意義：我們常常可以通過改變製度來達到重塑個人行為的目的。
製度為什麼能型構個人行為？因為，個人選擇其行為時最關鍵的考量是其行為的收益和代價。而製度環境，就是決定特定行為之收益和代價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製度下所獲的收益和所付的代價是不一樣的，因此不同的製度就會激發不同的人類行為，甚至某些看來匪夷所思的行為，一旦考慮其製度環境所提供的激勵，所有的疑惑皆可迎刃而解。
莫斯科的怪現象
20世紀90年代初的莫斯科街頭，政府提供了諸多設備良好的商鋪，卻沒有商販去租用，商販們寧願在寒冷的冬天沿街叫賣，也不願搬到溫暖的商鋪中去。何也？來自耶魯大學的法學家赫勒發現了此奇怪現象的製度根源：那些商鋪的所有權安排很分散，通常的情況是：對於一家商鋪來說，六個政府機構共享出售權、五個機構有權得到售款，或者三個機構有權出租店鋪、五個機構有權收取租金，因此要獲得商鋪的經營權就需要各路打點，實非易事，而街頭叫賣就容易多了，最多給工商局交點稅費，再給黑手黨交點保護費就可以了。
有什麼樣的製度就會導致什麼樣的人類行為。好製度鼓勵人們行善，壞製度鼓勵人們從惡，荒唐的製度帶來荒唐的行為。蘇聯的出租車司機和燈具生產工人是經常被舉到的例子。出租車司機的激勵是根據行車裏程來進行的，燈具生產工人的報酬是根據燈具重量來計算的。結果是，出租車司機駕著空車在莫斯科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飛奔；燈具廠工人生產出全世界最重的燈具。我還記得曾看過一份資料說這個國家中房屋的天花板經常被沉重的吊燈拉下來，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犯人船
製度一旦發生變化，人的行為就會發生變化。18世紀英國對澳洲的殖民對此提供了一個經典例子。
1770年，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澳洲，隨即英國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為了開發蠻荒的澳洲，政府決定將已經判刑的囚犯運往澳洲，這樣既可解決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可給澳洲送去豐富的勞動力。開始時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非常惡劣，船上擁擠不堪，營養與衛生條件極差，死亡率很高。據英國曆史學家查理·巴特森寫的《犯人船》一書記載，1790—1792年，私人船主運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個犯人，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一艘名為海神號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達百分之37%。如此高的死亡率不僅在經濟上損失巨大，而且在道義上引起了社會強烈的譴責。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麵，是因為政府是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向私人船主付費的；此製度下船主便拚命多裝犯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一筆，至於有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與船主無關。
1793年，政府對付費的製度進行了一個小小的調整，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和罪犯健康狀況向船主付費，對於成效良好的船主甚至還有獎金，此製度實行後，罪犯的死亡率立即下降到1%～1.5%。
沒有對船主進行政治和道德說教，沒有立法管製船主，隻是改變一下報酬製度，就實現了政府和社會所希望的目標。這就是製度的力量，製度改變個人行為的巨大力量！這也正是經濟學家強調製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