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捧出海南香，
白眼昆侖與論量。
賈客不諳彈舌語，
隻看兩個鼻頭長。
海禁，朝貢貿易與鄭和下西洋是明初對外關係上的三件大事。海禁，指的是禁止國人擅自駕船到海外貿易，而海外國家要來中國貿易，則需以朝貢形式，也就是派遣使者附載方物入明進行朝貢，然後由明朝政府以賞賜的方式收購其貢品。這種做法，實際是一種變相的貿易形式，在海禁嚴厲期間，它幾乎成了明朝海外貿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故史學界稱之為“朝貢貿易”。鄭和下西洋從某種意義上說，起到了招徠各國朝貢使者，為之掃清海道的作用。標誌著明初朝貢貿易達到了鼎盛時期。
明代，封建朝廷“片板不得下海”的嚴厲的海禁政策，導致倭寇之患愈來愈烈。根據明代各種史籍記載，對倭寇中真倭的人數，一般估計是十分之一二，最高估計也不過是十分之三。所謂倭寇，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中國人中又以福建人為最多，約占十分之六七，其餘有浙江人、安徽人，首領都是中國人。倭寇大都具有兩重性格：如果說他們是做買賣的商人，可是他們有殺人越貨的寇盜行為；如果說他們是從事掠奪的寇盜，那麼他們又從事商品的買賣。所以說他們是亦商亦盜，具有兩重性格。
初時，海禁不嚴，這些海盜商人往來販鬻於東西洋之間，主要從事商業活動，是商人，後來海禁一嚴，“寸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他們違禁下海，就變成了寇盜。明人指出：“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盜。”寇與商互相轉化，其關鍵在於禁與通，在於違海禁與否。
明太祖實行海禁的同時，為了維持與海外國家的貿易，要求海外國家以朝貢的形式，由官方出麵組織商人來華進行貿易，其附載的方物由明朝設立的市舶司統一負責清點、轉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朝貢貿易。明人王圻在《續文獻通考》中這樣寫道“凡外夷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朝貢貿易中包含著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海外國家派來朝貢的成員中，絕大多數是商人。就以日本來說，每次來朝貢的人員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士官、通事各數人。其他還有船員、水手以及搭乘的隨從商人等。在朝貢初期，由於朝貢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經營，故隨從的商人還比較少。但到了後來，朝貢船全部承包給商人，於是隨從商人便大大增多，商人已從搭乘轉而成為朝貢貿易的主體。
在朝貢貿易方麵，明成祖是極力鼓勵，不僅對朝貢使者放寬各種限製，予以免稅優惠，而且在浙江、福建、廣東複設三市舶司，專門負責海外諸國貢使附帶進來的貨物轉送問題。後來因貢使不斷增多，又在三市舶司分別設立來遠、安遠、懷遠等驛，以接待外人商人。
明朝通過朝貢貿易一般可攫取高額的收益。明成祖為招徠各國貢使，為之掃清海道，派遣鄭和七下西洋，使明初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然而，由於朝貢貿易自身存在著一些弊端，給沿海各省帶來了不少麻煩。不僅加重其財政負擔，耗費民力，而且嚴重地影響到社會安寧。故引起地方官員與民眾的不滿，加劇了朝廷與地方的矛盾。明成祖為緩解這種矛盾，不得不引咎自責，把下西洋等一切不便於民的活動宣告停罷，使名噪一時的鄭和下西洋難以維持下去，而朝貢貿易亦隨之逐漸走向衰落。
在“嘉靖倭患”時期，明政府嚴海禁，調兵將，在東南沿海掀起了一場剿滅倭寇的大規模戰爭，使持續近200年朝貢貿易則幾乎瀕於停頓狀態。到嘉靖末年，倭亂基本平定後。明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在福建巡撫塗澤民的提議下，於隆慶元年（1567）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開放海禁，準許私人出海貿易。遂使明代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私人海外貿易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