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姓大族掌了權，自然也要為自己所代表的一方勢力考慮，所以南來的僑人在戶籍上是白籍，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享有免稅的特權，也不負擔國家調役，但是時間一久，僑人中的上層已通過種種方式在江南重建田園﹐安居樂業﹐下層則除流落為部曲﹑佃客以至奴婢者外﹐也有部分人獲得少量土地成為自耕農民，可是他們與土著百姓生活無異而負擔不同，很容易就引起僑舊矛盾。
僑人與當地人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戶籍的不同，僑人是白籍，本地人則是黃籍，持白籍的僑人可以不用承擔徭役，不用交稅，可是持黃籍的本地卻要承擔白籍所不用承擔的責任，比如交稅，服徭役。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項僑置郡縣政策就逐漸成為朝廷的一個大大的負擔。比如僑置郡縣太多，導致管理混亂，人員冗雜，或者有黃籍的人托關係想把戶籍改為白籍，從而逃避稅收，但更多的是國家養了這麼多的人，卻不能從他們身上收到稅賦，那麼這不是在掏國家的老底子嗎？那麼為了維持國家的賦稅正常，就隻有從另外的人身上收取更多的稅出來，這樣的政策一久，可是會導致官逼民反的。
應該說，晉朝無論是西晉還是東晉都是世家朝廷，開國之君司馬炎當時為了取得世家的支持，下旨保持世家的超然地位，他們可以不用剿稅，還可以當官，合理占有土地，這項政策一直到了東晉都在實施，盡管當政的都是世族，可是他們之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也認為僑置政策如果長久的實施下去，會對國家造成很嚴重的損害。
所以，土斷就再次出現了，土斷最基本的含義就是省並或取消僑置郡縣，讓僑人以其定居之處為準，編入國家的正式戶籍，取消原先的優待，給其實土，使其與本地郡縣並存，同黃籍的本地居民一樣承擔賦稅與徭役。
當然，這一項政策是損害了當時即得利益層—世族地主的利益，所以雖然東晉朝廷幾次提出土斷，但如果中央沒有一強有力的主持人來執行這項政策，那麼就是上麵口號喊得好，下麵卻是打著哈哈，應會了事。所以史上最有名的，執行也是最有力的就是之前東晉的最強權臣大司馬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再一次便是劉裕此次主持的“義熙土斷”。
鹹康七年（注：公元341年），晉成帝司馬衍為了整理戶籍，增加財政收入，命僑寓的王公以下都以土著為斷，把戶口編入所在郡縣的戶籍，之後桓溫執政，也就是364年實行“庚戌土斷”，嚴厲清查戶口，對隱匿戶口的貴族地主也予以懲處，那一次土斷的效果很不錯，土斷之後國家的實際控製上稅的戶口增多了，國家的賦稅也增強了，可是桓溫死後這項政策馬上便被廢置不理。
現在，劉裕又要再次實行土斷，不像那時的桓溫阻力重重，劉裕的麵前沒有任何阻力，所以這一次他的土斷很成功，土斷之後，大量多餘的僑置郡縣被撤離，然後這多餘的官兒自然就下崗了，還有一些剩下的僑置郡縣也領有實地，跟當地郡縣毫無區別，至於這不想實行土斷的世族和僑人肯定也是有的，士族害怕喪失作為北來高門的標幟，百姓則深知從此要負擔沉重的調役，不久前會稽（注：今浙江紹興）四姓中的餘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餘人，被處以死刑，這就是那隻被儆猴的雞，其他的士族有了這個前例，他們還敢有什麼異動嗎？至於普通的僑人沒有了帶頭的他們自然也翻不起大浪來。
義熙土斷，是曆史上比較徹底的一次土斷，它大大打擊了東晉豪強士族勢力，對維護東晉政府的兵役來源和租賦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世家貴族雖然不甘心，可是他們也沒有辦法，這一次土斷也可以看成是世家政治衰亡的象征，因為他們此時對於掌權的劉裕沒有絲毫辦法，直到劉裕代晉建宋，恢複君主專權。
但是，這次土斷也不是一次很完整的土斷，劉裕曾在詔令中明文規定：居住在晉陵郡的徐、兗、青三州僑人不在土斷之列，就是因為保障劉裕登臨絕頂的武力基礎北府軍，大部份就是居住在晉陵的徐、兗、青三州僑人，晉陵郡就是是他的根基之地，劉裕不能不照顧這些人的利益，土斷時保留部分僑州、郡、縣，並從南方原有州郡中劃出部分土地來歸它們管轄，這是照顧僑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來大族讚成土斷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