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湖南，左宗棠仍寄居湘潭嶽家。這年八月，長女孝瑜出世，左宗棠向嶽母家借得西頭的幾間房子，自立門戶。道光十五年（1835），左宗棠再次赴京會試。這次考試，他的成績還算可以，同考官溫提深極力推薦，會試總裁也很是欣賞，評語為：“立言有體，不蔓不支”、“二場尤為出色”，準備取為第15名。可惜，事不湊巧，發現湖南取中的名額已超過一名，而湖北省卻少取了一名，於是將左宗棠的試卷撤去，改換為湖北中一人，左宗棠隻被錄取為“謄錄”。謄錄是一種抄抄寫寫的文職人員，很難有升遷。左宗棠不甘心在京城當一名謄錄，等到積勞議功，不久即回家中。
道光十七年（183），應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左宗棠動身到酸陵主講渡江書院。該書院有住讀生重覦餘人，但收人卻很少，“JL無以給朝夕”。左宗棠後來記起這段當書院山長時的情景曾說：“每遇歲詞解館，出紙裹中物，還鹽米小債。”生活雖然清苦，但他仍認真執教，從不懈怠。他按朱嘉所著《小學》，擇取書中八條定為學規。隻要是前來就讀的學生，每人發給日記本一個，要他們隨時將所授功課的心得隨對記錄，每月初一、十五這兩天要逐一檢查。每天日落時分，大門下鎖，生童都要在書房讀書，左宗棠逐一來每間書房檢查，並對所授課業認真指導。學生曠廢課業，或虛辭掩飾不守學規，二次以上就要受到處罰，甚至開除。左宗棠嚴格要求，注重誘導，不到幾個月，學生漸漸能一心向學不以為苦。
不久，時任兩江總督的陶謝閱兵江西，順道回鄉（湖南安化）省墓，途經難險。陶澎是當時非常有影響的封疆大支，嘉慶、道光年間，連任兩江總督10餘年。任職期間，他在林則徐、賀長齡、魏源、包世臣等的協助下，大力改革，整頓清運，興修水利，改革鹽政，因而政績卓著，為時人稱頌。陶趙家境貧窮，“少負經世誌”，又是當時倡導經世致用之學的代表人物。他和龔自珍、魏源、林則徐、賀長齡、姚瑩、包世臣等一樣，敢於揭露時弊，關心民生，對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敗非常痛恨，要求改革內政，主張嚴禁鴉片，加強軍備，防禦外敵人侵。
陶澎的到來，首陵縣令自然要竭力款待，表示熱烈歡迎，為其準備了下榻的館舍，並請渡江書院山長左宗棠書寫楹聯，以表歡迎。左宗棠崇尚經世致用之學，對陶澎等也少有耳聞，十分敬慕，於是揮筆寫下一幅對聯：
“春殿語從容，甘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這幅對聯，表達了家鄉百姓對陶澈的景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樹一生中最為輝煌的一段經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宮連續14次召見陶澎，並親筆為其幼年讀書的“印心石屋”題寫匾額。印心石屋是以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這件事，傳播極廣，令世人羨慕，陶激也認為是無尚的榮耀。因此當他看到這幅楹聯後，極為賞識，詢知是左宗棠所作，立即派人邀請，“一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為留一宿”。陶澎還特意推遲歸期一天，於次日與左宗棠周遊酸陵，交談甚深，成為忘年之交。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會試，結果又未如願。南歸途中，他繞道去南京謁見陶謝。陶撤並不以左宗棠的連連落第為意。他真誠款款，留其在總督節署中住了10多天，“日使幕友、親故與相談論”。一天，陶趙主動提議將他惟一的兒子（時僅五歲）陶恍，與左宗棠五歲的長女孝瑜定婚。當時，陶澎已60歲，左宗棠才27歲。左宗棠為避“攀高門”之嫌，以親家地位、門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謝絕。陶趙一聽，爽朗笑道，“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將來名位一定高於吾人之上”，仍然堅持結為親家。左宗棠又以“年庚不合”相辭，聯姻之議暫且放下。直到幾年後，陶澎去世，由於陶夫人一再提及，老師賀熙齡的敦促，這門親事才算定下來。陶澎當時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而求婚於一個會試下第的窮舉人，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學與人品是多麼器重。
左宗棠在六年中三試不第，對他是個很大的打擊。他雖然並不十分熱衷於科場，不喜歡作毫無意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舉時代，讀書人不中科舉就難以進身，有誌之士也隻有通過科舉獲取地位，才能實現他的遠大抱負。左宗棠後來說過：“讀書非為科名計，然非科名不能自養。”又說：“讀書當為經世之學，科名特進身階耳。”左宗棠自少年時代就誌大言大，而且自信心很強，自尊心也很強，因此三試不第之後，就下決心不再參加會試，從此“絕意仕進”，打算“長為農夫沒世”。
3.憂心時局
科場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著正規的科舉人仕的道路進入社會上層，進而實現他的誌向了。但是，他畢竟不同於那些隻知讀書，不關心時事，一心追求功名的凡夫俗子。他畢竟有遠大的誌氣。有崇高的抱負。他最關心的還是國家的命運、社會的治亂興衰，最感興趣的學問還是那些有關國計民生的經世致用之學。即是在那奔求科舉仕進的年頭，也一直沒有放棄對時事的關心。
他第一次赴京會試，曾去在詹事府任詹事的胡達源家中拜訪，有幸結識了後來成為清朝一中興”名臣的人物——胡達源之子胡林翼。
左家和胡家原是世交。胡達源，湖南益陽人，早年曾與左觀瀾同讀書於長沙嶽麓書院，二人交情很深，感情彌篤。而胡林翼與左宗棠是同年、同學，後來又兼了親戚。他出生於嘉慶十七年六月，比左宗棠大四個月，也曾在賀熙齡門下求學。他自幼聰慧，8歲時就被陶澎看中，招為女婿。少年時代，他常隨嶽父住在兩江督署，一表人才，也深受陶耐、林則徐等人的影響，有匡時濟世之誌。
左宗棠與胡林翼一見如故，交談融洽，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兩人在一起談古論今，朝政腐敗、官吏無能。民生困苦和西方各國的侵逼，無所不及，對當時時局深感憂慮。為此，二人“輒相與微微太息，引為深憂。”當時的人們見了，都為之詫異，他們又如何能知二人的包負。
但是，在另一方麵，左宗棠在京城看到的是，王公貴族的門前車水馬龍，官場黑暗，醉生夢死，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左宗棠感歎時局，寫下《燕台雜感》詩人首。其中有雲：
“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
國無苛政貧猶賴，民有機。心撫亦難”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民生疾苦的同情和對腐敗政治、苛捐雜稅的憤恨。
左宗棠對近年來西方殖民國家窺視我國邊疆的形勢有很敏銳的覺察，深為國家軍備廢弛而憂慮：
“西域環兵不計年，當時立國重開邊。
囊駝萬裏輸官稻，沙磚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煩他日策，興屯寧費度支錢。
將軍莫更纖愁眼，生計中原亦可憐。”
又：
“故國芳草無來信，橫海戈船有是非。
報國心慚書劍在，一時鄉思入朝饑。”
南歸途中，左宗棠給座師徐法績寫了一封信，提到當前國家最難辦理的事，莫過於墾荒、救災、鹽政、糧運、治河等，並表示今後要多讀些有關書籍，並且加以實際運用，以“不負國家養士之意”，報答老師的殷切期望。
第二次會試歸來，左宗棠就開始著力學習地理學。他認為，由於時代變遷，更替日久，以往的地圖卻少有更改，有的甚至錯誤百出。於是，他計劃繪製一幅全國地圖，再畫出分省、分府圖。他依據古今史籍、誌書，認真考察出古今地名、方位、裏程，凡水道經過的地方、村驛關口的名稱，山同起伏的形勢，都—一標記。陵穀的變遷、河渠的決塞、支源的遠近、城治的興廢，以及古為重險今為散地、古為邊睡今為腹地等沿革，都仔細，再由本朝上溯，曆明、元、宋……直到禹貢九州。
這就樣，在湘潭周氏桂在堂的西樓，左宗棠夜日繼日，披覽古今圖籍，手畫其圖。周夫人端坐一旁閱讀史書，一爐香，一碗茶，互相慰勉。左宗棠每繪好一張草圖，就交周夫人描繪。遇到問題需要查書，周夫人就隨手從書架上檢出，某函某卷，往往十得八九二人配合默契。曆時年餘，左宗棠在夫人的大力支持、幫助下，完成了這一項目。後來，他又抄錄了俄輔通誌》、犧域圖誌》和各直省通誌，“於山川關隘、驛道遠近，分門記錄，為數十巨冊”。
左宗棠橫覽九洲，天限感慨。這年，他揮筆寫下了一副著名的對聯，張掛在居室，表明誌向，聯雲：
“身無半畝，心憂天下；
讀破萬卷，神交古人。”
左宗棠也特別重視農學。第三次會試失敗後，他以自己從小以耕地為生，又以“農事為國家之本”，展開了對農學的探討。他追讀了南、北農事之書，特別對“區種”感興趣，認為農事以區種的辦法最好，也就是因地所宜種植和區間種植，為此他寫了一篇《廣區田圖說》的文章，專以論述心得。
他鑽研農學，幾年後，在湘陰買了一塊田地，起名叫“柳莊”，親自試驗“區田法”，並栽桑、養蠶、種茶、植竹等。他每自外地歸來，親忙於耕作，自號“湖上農人”。他曾在一信中說：“兄東作甚忙，日與傭人緣隴畝，秧苗初茁，田水瓊鋒，時烏變聲，草新土潤，另有一番樂意。”描繪了柳莊春日忙於耕種的景象，並抒發了自己從事農耕的愉快心情。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還根據多年讀書和實踐所得，分門別類，編撰了一部《樸存閣農書》。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澎在南京逝世，家眷遷回安化。次年，賀熙齡委托左宗棠，前往陶家，教其子陶恍讀書，達八年之久。
陶家藏書豐富，使左宗棠在教讀之餘得以遍覽群書。一方麵，他以《圖書集成》中的《康熙輿圖》和《乾隆內府輿圖》，悉心考索，重新修定了所繪輿圖。一方麵，他又在這裏鑽研了有關荒政、水利、鹽政。港運的學問，特別是鑽研了最初時務的兵學和洋務之學。
這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州查禁鴉片。左宗棠把注意力轉向了洋務之學。他在陶家孜孜不倦地閱讀各種有關書籍。“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來史傳、別錄、說部及國朝誌乘、載記，官私各書有關涉海國故事者，每涉及之，粗悉梗概。”